【决战贫困·中国扶贫十二章②】
作者：高凯（甘肃省文学院院长、甘肃省作协副主席）
合作社又回来了。合作发展生产曾经是农民的一条阳关大道。
俗话说，人这一辈子，不走的路都要走三遍呢。今天的农民似乎又走在一条老路上，比如农民合作社，又把一盘散沙的农民兄弟组织了起来。因为在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甘肃省临潭县16个乡镇的采访中，每到一处我首先了解的是农民合作社的情况。
今天的合作社不是旧事物而是新模式。今天的农村合作社与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社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的合作社搞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经济，而今天的合作社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个体经济。其实际情况变化是，产业的规模化使小农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了优势，一些势单力薄的家庭陷入了贫困。比如在临潭，因为家庭经济举步艰难，外出打工的年轻劳力越来越多，一些家庭的有生力量被彻底掏空，支撑一个家庭的大都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如此，许多家庭只能重新拉起手来，抱团取暖，一起在市场经济的风雨中脱贫致富奔小康。从省扶贫办获悉，为了推动合作社的发展，甘肃省制定了《甘肃省农民合作社“十三五”发展规划》。在这一纲领性的文件指导下，全省的农民合作社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些合作社，虽然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产业链条短、盈利水平低，但发展速度却是普遍比较快的。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临潭的农民合作社发展当然是艰苦卓绝而又坚韧不拔。目前，临潭全县有874个农民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的带头人是经过了风吹浪打而生存下来的“硬汉子”，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农民合作社的兴盛，虽然全凭一个带头人，但携手合作却是其发展的基本要领。
临潭县有一个正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项目——拔河，这一延续了600年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曾经以15万人参与的规模而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拔河“拧成一股绳”的合作理念，与农民合作社的基本精神非常相似。
过桥
在冶力关，单打独斗的王付仓，经过数次挫折和一次磨难之后，缔造了一个农民兄弟的合作组织——临潭县福仓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冶力关是临潭县旅游产业的龙头乡镇。临潭无疑是遵循了甘南州的旅游发展理念——“美丽战胜贫困”。美丽肯定是可以当饭吃的，而临潭也有资格吃自己的“美丽饭”。全县境内的美丽暂且不论，单单盘点冶力关的景致就有不少吸引人的所在，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由山体自然形成的大睡佛。一个旅游目的地，地方吸引人了，就有了人气，当然就会连带催生一些相应的产业。王付仓的合作社就是被冶力关的美丽催生的一个经济实体。因为依山傍水，王付仓培育云杉60亩；因为山脚下有闲地，王付仓养鸡四千多只；因为游客走时都喜欢带点土特产，王付仓养了3000多箱土蜂；因为游客来了要玩，王付仓就在家门口开发了滑草和漂流项目。为了形成规模化生产经营，自己的人力财力顾不过来跟不上来，王付仓就成立了合作社，吸收了4户农民入股，并带动44个贫困户共同脱贫致富。作为法人，和其他合作社一样，王付仓也以自己的名字给合作社命名，不过他将“付仓”改成了“福仓”。一字之改，意思当然是付出了就享福呗。王付仓如此说。
在冶力关镇委副书记赵金平的带领下，我走访了海家磨村残疾人王付仓。走进海家磨村，王付仓家的房子看上去并不是最好的，与那些徽风皖韵的扶贫房子相比，已经有点相形见绌了。但是，村干部说，这个院子在十年前曾惊艳了一个村子——那时候这个院子里的房子是周围最好的，一半砖木结构，一半玻璃构造，光鲜明亮，宽敞舒服，令人羡慕不已。
残疾人王付仓原来也不是一个残疾人。他曾经历过的苦难，不堪回首。父亲去世得早，一家6口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小学五年级一毕业，王付仓就和年迈的母亲在冶力关镇开了一个小饭馆，后来娶了媳妇，三个人一起经营。小饭馆只有100平方米，前面摆了几张桌子，后面是厨房，母亲和媳妇轮换当厨师，而他既当采购员又当服务员。但这样每月辛苦下来，日子仍然捉襟见肘。小饭馆微薄的收入，把王付仓逼成了一个不安分的人，小饭馆成了窗口，他悄悄地观察着来来去去吃饭的人，瞭望着外面的世界。慢慢地，一个经常来吃饭的远房叔叔引起了王付仓的注意。这个叔叔是在青海贩卖羊肚菌的，从他的言谈中王付仓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从青海收购每市斤只有3元钱的羊肚菌，拉到冶力关可以卖600至700元，真是暴利呀。这个赚钱的生意一下子诱惑了王付仓，他恳求叔叔带他一起去青海，但叔叔不肯，嫌他年龄太小；他又软缠硬磨希望叔叔告诉他收购羊肚菌的具体地方，但叔叔支支吾吾。王付仓明白过来，叔叔是害怕自己抢了他的生意。4年之后，王付仓终于在别处打听到了青海收购羊肚菌的地址。这时，虽然羊肚菌在青海的收购价格每市斤已经达到70元，但在冶力关仍然可以卖到600元到750元。一心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第一次做生意的王付仓，费尽周折在银行贷了100万元，然后又找到两个合伙人，风风火火直奔青海收购羊肚菌。但是，他们不懂羊肚菌的生长规律，去的时候正逢雨季，根本找不到干货，收购的都是刚采摘下来的羊肚菌。没有办法，他们就在所住的宾馆把收购来的羊肚菌往干晾。那些天，他们的心情也是阴雨连绵，宾馆房间的床上、墙上和地上，都是他们铺开或串起来的羊肚菌。太阳好像是专门和他们作对似的，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任凭老天爷一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雨。他们的羊肚菌不但没有晾干，还一个个生起了虫子。这笔生意当然砸了，三个人每人赔进去近50万元，亏得一塌糊涂。绝望的合伙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敢合伙做生意。
王付仓是一个不服输的人。贩卖羊肚菌财路不通，那就另谋生路。一夜暴富不可能，那就慢慢来吧。不久，他做起了包工头，带着50个人到兰州建筑工地打工，但是因为工地欠薪，最后又亏进去30万元；不久，他又买了两辆翻斗车，出租给人在工地上赚钱，结果又亏了；不久，他在羊沙林场接了一个造林的活儿，又去荒山野岭上栽树，结果还是一样，又赔了一些钱进去。
2008年4月18日，老天爷似乎再也不让39岁的王付仓穷折腾了，突然送给他一次几乎致命的车祸。那天晚上，他为招揽业务和客人吃饭后开车回家，在一个叫老虎口的地方从18米高的悬崖上开了下去，连车带人跌进了“虎口”之中。幸运的是，18米悬崖下面的根部是一段通往河床的斜坡，他的车垂直坠下悬崖后实现了一次“软着陆”，最后缓冲到一个石头滩里，保住了一条性命。那天晚上，已经躺在黄泉边的王付仓，半夜里清醒过来，拼命地挣扎着、喊着、爬着，一直挣扎到第二天天亮，才从已经变形的车里爬了出来。悬崖上的公路路面很窄，行驶的车辆能看见悬崖下面，一辆正好路过的公交车发现了他，众人才将他救了上去。
装睡的人叫不醒。人如此，佛也如此。在一个绝望的冶力关人看来，冶力关沉睡的大佛一直都在装睡。虽然大难不死，但王付仓却成了一个下肢瘫痪的残疾人，他的家庭也因此成了贫困户。在病床上躺着的日子，王付仓想到了死。但他不甘心，老母亲还在，他不想让白发人送黑发人。此外，他还欠着别人十几万元呢，自己的“一挑担”又为自己看病花了不少钱，这些债务和情义必须由自己去还清，绝对不能留给害病的媳妇和年幼的女儿。他很快在精神上站了起来。从医院回到家里，他在房子里的一根立柱上横着绑了两根钢管，天天扶着柱子爬起来，抓着钢管做臂力运动，同时摆动下身，希望有一天能站起来。经过一年半的锻炼，两条大腿渐渐有了感觉，而两个小腿以下却完全萎缩了，感觉已经不是他的肉体，需要同时依靠两根拐杖才能挪动。王付仓还每天坚持看中央电视台的财经频道，思谋着站起来以后的事业。因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穷日子穷过，为了节省一点电费，他每天只允许自己看一个小时的电视。
“人残志不残”，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座右铭。能拄着拐杖走动之后，王付仓听见村子里发展旅游，有一个股份制漂流项目就在家门口，他就去找人借钱打算入股。他当然没有借来一分钱，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身上背着十几万欠债的残疾人。这时，“一挑担”又伸出了援手，以自己的名义给他在信用社贷了20万元。拿到钱以后，王付仓把16万元交了漂流项目股金，剩下的4万元种了4亩云杉苗木。他行动不便，就雇了一个老汉给自己跑腿。苦尽甘来，也许是命运的一次补偿，王付仓这次干干脆脆地赚了一把，不但漂流项目当年挣了一些钱，4亩云杉18万株苗木在三年之后也给他收获了30多万元。感觉到时来运转，王付仓一鼓作气，在还清所有欠债之后，留下一些钱给媳妇看病，将其余的钱投入一个儿童电动玩具城，并果断地买下了养鸡场旁边一个滑草游乐项目。
王付仓没有学会“羊肚菌叔叔”的生意经，但却学到了“羊肚菌叔叔”所没有的仁厚品行。合作社成立以后，因为受到政府扶贫资金和县残联扶贫项目的扶持，王付仓对贫困户一往情深。他每年免费对蜜蜂养殖贫困户进行技术培训，天天免费供应午餐。销售蜂蜜时，对老弱病残都只收成本价。在王付仓心里，甜蜜的日子必须和大家分享。
一座摇摇晃晃的软桥见证了王付仓与命运抗争的细节。在王付仓家门口不远处，有一条叫冶木河的小河，虽然只有二十几米宽，也不深，水里的石头都能看见，但水流却很湍急，看上去匆匆忙忙、左冲右突的，像是在急着赶路。王付仓的养鸡场、滑草游乐场和云杉苗圃等基地都在小河的对面，王付仓每天要过河好几次。一开始，王付仓在小河上建了一座水泥桥，但很快被河水给冲走了。他又建了一座以木棍铺就的绳索软桥。那天，我们去找王付仓时，走到那座软桥的中央，软桥摇摇晃晃地摆动起来，把我摇得前仰后倒。
这样的一座桥，拄着一双拐杖的王付仓究竟是怎么走过的呢？从王付仓的基地返回他的家里时，我提心吊胆地走过软桥后特意等着看最后面的王付仓怎么过桥。只见他将两只拐杖牢牢地握在一个手里并夹在腋下，腾出来一只手紧紧抓住一边的绳索，凭借那一只手和那双踩实的拐杖，一步一步地用力挪动着，而此时那双已经萎缩的小腿和双脚已经悬空轻飘了起来，最多只能在桥面上轻轻地点那么一下。没有想到，二十几米长的软桥，他只用了五六分钟的时间就过来了。整个过程，让看的人心惊胆战。如果那双拐杖踩不实不慎从桥面上的木棍缝隙里戳下去，你不是就会被摔到河里去吗？听我这样一问，王付仓举起他的一双拐杖开心地笑着说：“这种情况遇到过几次，但我都倒在了桥面上，幸亏这双拐杖是钢管的！”我看了看他的钢管拐杖，其中一根有一处已经被折损过。不得不说，王付仓的骨头比钢铁还硬。
人生真险要呀，王付仓正在经过的这一座软桥和正在经过软桥的王付仓，可能是王付仓人生的一个缩影，坎坷曲折，惊险刺激，浓缩了他这半辈子的凄风苦雨。人世上，有的人过的桥真的比很多人走的路还多，比如王付仓，在过这座软桥之前，他不知经过了多少座独木桥、多少座风雨桥，甚至差点过了一座奈何桥。所谓过桥，就是实现此岸与彼岸之间一次像桥一样的握手。而在王付仓经过的所有的桥之中，让他走向成功的当然是精准扶贫路上的一座连心桥。
归乡
合作社来之不易，合作社带头人的资本也来之不易。可以说，每一个合作社带头人的背后都有一串令人心酸而又让人振奋的故事。
许多临潭人最初选择的出路都是少小离家，出门打工。这些人，要么漂泊在外，功成名就；要么贫穷潦倒，落魄而归，因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不同的道路选择，有着不同的人生命运。
在新城镇，一个名叫张六十四的人出门打工流浪了28年之后，2019年初归来了。他首先吸引我的是他的名字。张六十四出生那天，六十四岁的爷爷正好去世，为了纪念爷爷，父亲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起名张六十四。两岁那年，母亲去世，他失去了半个家。三岁那年，父亲续弦，他成了后母的眼中钉，经常吃不上饭。十二岁那年，他离家出走，在青海一边流浪，一边打工。张六十四并不想出门流浪，但他如果不走的话，父亲和后母就会因为他而经常打架，家里鸡犬不宁呀。十五岁那年，他开始给家里寄钱。十六岁那年，父亲与后母分手，父亲再也没有续娶。张六十四是一个恋家的人，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一直给家里寄钱；到了不惑之年，他又原路返回来了。但是，张六十四回来的时候，不像有些成功人士那样腰缠万贯、衣锦还乡，他是身无分文孤苦一人。
结束漂泊回归故乡，是所有出门在外打工的临潭人的梦想，而精准扶贫给许多这样的临潭人提供了一个梦想成真的机会。比如张六十四，虽然落魄，但回家之前张六十四做了充分的两手准备：第一手，在青海玉树，他以一身苦力换取了一套栽培蘑菇的技术；第二手，也是在青海，他把一个丧夫多年的同村女人李兰芳带回了家。有了这两个成家立业之本，回乡的张六十四信心十足。这样的一个穷人，当然需要扶持一把，而且必须去扶，否则他根本站不起来。当然，张六十四也是积极寻求帮扶。一回到村里，张六十四就找到扶贫队长，熟悉掌握扶贫政策，争取到了扶贫项目，在银行贷了一些钱，拉了5个贫困户入伙，成立了一个蘑菇种植合作社。村上和乡上看他态度积极，手中又有技术，不但自己能脱贫，还能带动几户贫困家庭，就先后分别从省交通厅和临潭县给他争取来扶贫基金8.5万元和产业发展资金5万元，助力他建起了一个蘑菇大棚。去年，张六十四的蘑菇种植已经见效，他计划一年之后还清所有欠账。除经营合作社而外，他还无偿在村里推广蘑菇种植技术，希望大家都有一门手艺。我问张六十四，你难道不害怕其他人抢了你的市场？他说，我不怕。
看来，张六十四不是一个“羊肚菌叔叔”。
接下来，张六十四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和李兰芳结婚。李兰芳是独生女，李兰芳要求张六十四必须在两家立户。也就是说，张六十四在张家立户的同时，还必须入赘李家做上门女婿。对于张六十四，这可是求之不得，只是时间上有问题，合作社太忙还顾不过来。在他们的蘑菇大棚里，我问忙里忙外的李兰芳，二人啥时候办事，她只说了一句：“我没有啥说的！”
一个村干部说，李兰芳也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丈夫去世后，她一个人供给两个女儿上了中学。李兰芳的确是一个好管家，我们在沙发上坐下与张六十四交谈时，张六十四招呼我们抽的一盒“黑兰州”烟，是李兰芳急忙之中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才从柜子里拿出来的。看见这个细节，我先是心里笑了一下，然后就释然了，而且觉得很自然：穷家就要这种人当“掌柜的”，好日子就是这么抠出来的。不难看出，二人的家庭分工，真像俗话说的“男人是耙耙，女人是匣匣”。
走时，我鼓励二人说，赶紧成家吧，我们都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二人虽然不回答，但一脸绽放的笑容却是没有收住。
有两手空空归来，冀望重整河山的游子；也有衣锦还乡，达则兼济故乡的能人。
洮商曾经是临潭人的骄傲，如今也是合作社的中坚力量。临潭能人张忠良是中国虫草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被业内称为“虫草大王”。
2006年，虫草价格暴涨。占据着世界虫草市场95％份额的中国虫草市场成为风暴眼，而临潭人的虫草生意又占到了全国虫草市场的一半。临潭人之所以能引领风云，是因为临潭人独占了西藏虫草产区的供给源头。因为历史原因，临潭人遍及西藏，凡是有临潭人的地方都有虫草，凡是有虫草的地方就有临潭人。许多临潭人都会说藏语，那些年，一些西藏当地人，除了低价出售虫草外，还用虫草交换生活日用品。这样，独揽青藏高原虫草产区而又直供终端北京同仁堂的张忠良，一度垄断了国内一大半的虫草经营。
张忠良是一个从茶马古道上走来的洮商，其上溯三代都是洮州牛帮。在贫困中长大的张忠良，14岁就和附近村里的28个年轻人去四川石渠贩牛。那一次，他们从临潭出发，往返经色达、阿坝和玛曲，行程一千多公里，历时45天，一次贩了五百多头牛。一趟子下来，他赚了近三千元。有了这“第一桶金”之后，他沿着洮河逆流而上，在青海甘德开了一个小卖部，做起了小本生意，然后涉足虫草市场。自此以后，他的致富之路顺风顺水。
张忠良虽然在青海和西藏开有公司，但他的根还在临潭，一直以不断壮大的实业反哺着故乡。精准扶贫前后，因为秉承洮商“义利兼顾，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张忠良除了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外，还充分利用自己多年形成的虫草产业链，带动一千多贫困户经营虫草；同时，作为县工商联副主席，他还响应全国工商联“万企帮万村”的号召，主动承担了石门乡大桥关村的结对帮扶任务，并以入股分红的方式带动贫困人家120户，参与城关镇郊口村集体经济建设，实现群众年分红近万元。
境界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人们不难发现，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别人扶起来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情愿别人扶持。这些人，不但有自立意识，而且能吃苦，从来没有把贫困户当“光荣户”去争取。新城镇南门河村马德，就是这样一个未曾接受过扶持却在积极帮扶别人的硬汉子。
马德的合作社叫临潭县兴牧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到马德的养殖基地时，马德还没有回来，镇上的一个干部电话联系了一下之后，说人去拉草了，让我们稍微等一会儿。不过，基地大院里有一个老太太，好像有七八十岁的样子，正独自站在一个已经有一人高的干草垛上吃力地摞着干草。见此情景，我过去打了一声招呼。怕干扰老人干活，我只是寒暄了几句。老人摞的是燕麦干草，是给牛羊过冬准备的饲料。人民公社时，我曾经在生产队干过摞麦草垛的活，挺累人的，而且那都是要一群人才能干的活儿，所以对独自一人摞燕麦草的老人我甚是怜惜。老人一身凝重的黑衣服，让我隐隐感到一个农民生活的沉重。那么大年纪了，应该去颐养天年的，起码应该是去晒暖暖，可现在却因为生计仍然在热火朝天地拼着一把老命。我忽然觉得，一个闲人继续看一个老人干活是很羞耻的事，所以我转身走开了。过了会儿我才意识到，刚才我应该去帮老人干活的，但当时我怎么就迈不出腿伸不出手呢？
马德的归来使基地的劳动气氛达到了高潮。我正好站在大门口，听见一阵突突的车响之后，就看见一辆狂野的三马子满载燕麦草从大路上突然拐到小路上然后又冲我站着的大门而来，三马子因为负重而气喘吁吁，燕麦草因为颠簸而精神抖擞，而作为一个驭手的马德几乎被高过他头顶许多的一车燕麦草所遮蔽。见三马子狂野，我赶紧往边上站了站，这才看见车后面还跟着一个护驾的中年妇女。二人都是一样的神色——满头大汗，疲惫不堪。这就是马德和妻子马买力叶两口子。
马德的出现解救了内心纠结的我。原来，正在燕麦垛上干活的老人就是马德的母亲，已经74岁了。正值农忙时节，年迈的父母也得帮着干点轻活。
作为法人，马德在合作社只占有40％的股份，其他4人占去了60％。在这个合作社中，马德拥有400头牦牛、300只湖羊、320只藏羊和105只细毛羊。马德的羊，此前我已在几个大棚里见过了，我还给其中的几只喂过一把草呢；而马德的黑牦牛，我也看见了，就散落在西边远远的山坡上，黑压压一大片，因为临近黄昏，逆光中看去，牦牛的背脊上都披着一身金色。
马德每天的汗水都洒在这样的时光里：早上一睁眼，就给羊拌早上饲料；吃完早饭，又去放牛；咬一口馍馍喝一口水，开着三马子去拉草；中间回来的间隙，又给羊拌下午草；天快黑了，又赶牛回栏；晚上八点左右，一家人才准备吃饭……
马德是我在临潭16个乡镇农民合作社中见到的唯一一个股份占比低于50％的法人。马德是一个有境界的人，虽然只占40％的股份，但他却带领着52户贫困人家，大家的分红率高达20％。这也是我所走过的临潭农民合作社中，法人股份最低而红利最高的。多付出又多让利，才能体现合作社真正的扶贫精神。
在马德家里，贩羊贩牛出身，而一家人仍然像牛一样在辛苦的马德砸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贫困的时候为什么没让人扶，是因为别人扶了我的昨天就扶不了我的今天，别人扶了我的今天就扶不了我的明天。”
在马德的合作社，我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而这，也是农民合作社给我的新启迪：合作是协作发展，而不是依赖寄生。
合作社是连心桥不是独木桥。在采访中我发现，凡是牵头办合作社的人，都是非常勤苦而且会过日子的能人，他们不甘贫困，争强好胜，都希望走在人前头。而且，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先苦后甜，合伙合群，并能不忘本心真心实意地带领穷苦人与贫困“拔河”。
在临潭，群众性的拔河是有执念的，那就是凭借合力拔出穷根。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