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走在大街上，我肯定认不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贾平凹。中等身材，穿件普通条纹衬衫，肚子凸起，有些谢顶，眼皮略浮肿，看上去就像任何一名普通的中年男人。多年来，贾平凹深居简出，能见到他实属不易。在几天前结束的北京国际书展期间，贾平凹的小说《高兴》出版英文版，并在亚马逊平台上向183个国家的读者同步首发。这是亚马逊第一次为华人作家的作品英文版举办全球性首发活动，贾平凹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正因如此，专访时，《环球时报》记者一直期待从这位大作家口中听到惊世骇俗的大道理，然而，低调亲和、稍显腼腆的他，说的都是家常话。

《高兴》讲的是农民工刘高兴进城打工的故事。“当他们经过城市时，就像风吹过一片树叶一样，谁也不会重视。但正是这批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希望致敬那些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虽然在大城市生活了几十年，贾平凹始终认为自己是“农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嚎”。他一直关注那些卑微的小人物的命运。“文学作品的属性就是和社会产生一种摩擦。如果从局部看，可能别人觉得我写批评的东西比较多。这就像，如果你胸前落了一个饭粒，生人看到后不会管你，只有熟人才会跟你说。”仔细一咂摸，他朴实的话里有人生百态，五味俱全，就像他家乡的特产肉夹馍。再配上贯穿始终的《武林外传》里佟掌柜般浓郁的陕西口音，他的话，更有滋味了。

当农民不易，我理解这个阶层

环球时报：您创作《高兴》的初衷是什么？希望反映中国怎样的现实问题？

贾平凹：《高兴》这本书写于10年前，是紧接着另一部长篇小说《秦腔》之后写的。《秦腔》是写在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衰弱的过程。《秦腔》写到中国一部分农民要离开土地走向城市，《高兴》就写农民到了城市以后的事，可以说《高兴》和《秦腔》是姊妹篇。中国正在走城市化道路，10年前、20年前中国城市在疯狂扩张，纵观世界都没有这么强烈的变化。当时的中国城市处于大拆大建最热的时期，产生了一批捡垃圾的人群，也形成了一个产业。第一批农民工里有一部分人没有技术，只能捡垃圾。当时我在了解这方面情况时，遇见我小时候的同学刘高兴，这才知道他带着儿子在西安捡废品。他们父子俩在工厂外搭了一个棚子，棚子非常小，当时天特别热，根本睡不成觉。他就把凉席铺上水再睡。我看了以后特别感触。如果我当时没有偶然离开农村到城里来，可能我现在就在工厂里看大门。

刘高兴原来叫刘书祯，自己改名叫刘高兴，就是希望实现在这个城市过上好生活的梦想，但这些人根本融不进城市。虽然生活很艰苦，可是刘高兴特别幽默，他跟我讲了很多他的故事，特别有意思。我就产生了写作欲望，去致敬那些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

环球时报：农村与城市最大的隔阂是什么？为什么您有一点仇恨城市？

贾平凹：城乡差别说起来就复杂了，生存的环境不一样，慢慢导致意识上、想法上都有差距。20年前，乡下人进城，从他的行为举止、表情、衣着一看就知道是乡下人。现在很多农村的年轻人在城市里闯荡，从外表上分不太出来，但内部的不同只有自己知道。

我出生于农村，农村还是比城市辛苦得多，困难得多。当一个农民确实不容易，我不是说同情，起码是理解这个阶层。我也不是仇恨城市，城市也是一个平台，可这里也充满着分配不公、待遇不公，人越多的地方矛盾越多。就那些东西，大家都在争夺。我喜欢看《动物世界》，自然界的竞争很残酷，豹子把牛吃掉了，可能残酷得很。可是豹子要喂它的孩子，它带着病、怀着孕还要捕猎。它吃牛必须要选老弱病残跑不动的或者小牛。为了你的孩子去捕杀别人的孩子，那又很残忍。当然，人类要文明一些，吃你不是当场吃掉，而是用各种名誉、地位、金钱慢慢把你消灭掉。所以，不能说掠食不对，也不能说掠食者不对，没有办法说世界的秩序。

游名川、读奇书、见大人

环球时报：您的书翻译成外文的还远远不够，其中有什么阻碍？

贾平凹：我上世纪90年代写的一批作品被翻译出去了，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和外界基本断了联系，这几年作品才开始被翻译得多起来，覆盖了十多种语言。相比之下，英文译本比较少，更多还是被翻译成法语。英语译本最近一两年才有三四本，基本上是我作品的十分之三四。大部分作品还没有被翻译出去。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走得更远一些，不同语言的读者都能读到它。这是我的心愿。我非常感谢有各方面的力量来促成这件事，尤其像亚马逊这样知名的世界性平台，通过它向世界推广，对于中国作家和作品走出去大有好处。翻译家也很伟大。现在很多作品都涉及到基层人，基层人必然要说基层话，翻译工作还是很困难的，翻译相当于重新创作了一次。从某种角度上说，世界文学其实就是翻译文学。如果不翻译，谁也不知道你。

环球时报：对于如何搞好文学创作，您曾谈到要“游名川、读奇书、见大人，以养浩气”，能否具体解释一下这几个层面的重要性？

贾平凹：“游名川”是要多跑一些地方，多看一些自然的东西。“读奇书”就是要精读一些有名的、经典的好书。“见大人”是见有见识的人、高人，就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意思。吸收别人的东西才能加强自己。如果你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好东西，你做一个东西就老以为自己好得很，其实人家看你的东西根本就不行。

环球时报：有人认为，中国文学中写人性恶、社会灰暗的那一面较多，缺少写善的、给人光明的东西。您怎么看？

贾平凹：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物质特别丰富，现代人的思维开放程度也比几十年前高。但同时社会矛盾也很多，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特权等问题都爆发了。这就是中国历史特殊的社会节点。除非我写科幻小说，或者写古代，如果写现实必然会牵扯这些内容。这就导致表面一看，中国作品里揭露的、阴暗的东西比较多，但中国社会就处于这个时期。

人类的天性都是追求美好的，谁都想把日子过好，没有人说我今天生明天就去死，或者我今天结婚明天就准备分手。为什么产生文学？文学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什么叫活得更好？有人偏重这个方面，有人偏重那个方面，都是从各种角度推动人类往美好的地方走。如果局部地看，可能觉得我批评的阴暗面太大了。这就像，如果你胸前落了一个饭粒，生人看到了以后不会管你，你的丑或美和他没什么关系，只有熟人才会跟你说。这跟社会生活中的道理是一回事。大事想不通的时候把它变成小事来考虑。世界局势看不懂时，把它变成单位的一件事，你就能看懂了。

河里有石头，浪花才特别壮观

环球时报：感觉您现在很淡泊，对批评、赞扬都无所谓了。那么，您对诺贝尔文学奖还有期待吗？

贾平凹：世上任何东西都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写作是我的爱好，是我生活的方式，也是生命的方式。你不给我发稿费，不给我什么表扬，我还在写，习惯了。就像老农民一样，他干不了农活，还在门口编筐子。现在不是说我已经枯竭了，也不是因为惯性要写作，我觉得自己还有强烈的创作欲望。现在对我来讲，不是说缺吃缺穿，生计问题解决不了，我就想多写一些东西。

环球时报：写作使您获得了名利，同时也面对激烈的批评。您曾经给友人送了一幅字：“大人小心，圣贤庸行”，这表达了您怎样的心境和人生哲学？

贾平凹：“圣贤庸行”是老话，“大人小心”也是老话，我把这两句话挪到一块了。“圣贤庸行”是说，那些圣、那些贤的行为都要像平常人一样。“大人”就是地位很高的人。人做得越大，行为就一定越要小心。你再大，也得过普通人的生活。

人这一生每天都可能遇到神，也可能遇上魔鬼。今天有太阳明天或许就下雨了，没有说谁过得平平安安、顺顺畅畅。我觉得，如果你要把事情做得很大、很有成绩的话，这一生必然要有很多磨难，要遇到很多的神、很多的鬼，阴和阳的方面都有，才可能庇护着你走得更远，如果太顺搞不大。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讲，都不愿意经历磨难，但从整个人生过程来说，磨难实际是好事情，“吃亏是福”这个道理过来人才知道。我从小磨难就多，创作以后争议也特别多。在20多岁时，谁要骂我、批评我，就感到很委屈、很恐惧，害怕自己不能写作了，反正就是磕磕绊绊地走过来的。过后一想，你要感谢那么多磨难。就像河水一样，没有石头，水流过来是平平静静的;如果有石头，流过来的浪花特别壮观，很好看。

环球时报记者张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