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乡的感情，或是医护朋友的一条求助信息，成为很多志愿者找物资、组织志愿车队最初的理由。
有时从相识到说再见，只知道对方叫泡面、珍珠，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
有的在高速公路的关卡处协助交警测体温，有的深入定点医院甘愿承担风险扫病房、倒垃圾……
成千上万的武汉青年志愿者，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另一种“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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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疫情突然降临，他们原本会淹没在武汉这座城市的芸芸众生里。
1月23日武汉封城后，仍有90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疫情的发展，影响着这里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以前自然而然的衣食住行、求医问药，都成了全新的挑战。
疫情打乱了这群人的计划，却赋予了他们共同的新名字——志愿者。
送了一整年快递因疫情被提前放假的汪勇，瞒着妻儿成为了司机、协调员、后勤保障者。原来计划春节和男友去迪士尼游玩的李小熊组织了一支志愿者车队，直到感染了新冠肺炎，还在方舱医院里调配物资。中学实习教师吴悠原来也对这个春节有丰富的计划，如今，他带着自己的学生给城市各个地方的人送药。小学音乐教师华雨辰利用自己的特长在方舱医院播音，为患者鼓劲儿。像他们一样，成千上万的武汉青年志愿者，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另一种“基础设施”。
而在武汉外，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无数同胞捐款捐物，有人远程帮助解决武汉城内的难题，有人选择从千里之外驰援武汉。甚至是世界上的许多角落，那些在海外留学、工作的人，也通过互联网、捐助和志愿服务，让自己的善意漂洋过海回到祖国。
他们都是这个世界小小的分子，有的人生长于斯，有的人则从没去过武汉。但是为了一个又一个跟他们一样的微小分子，他们选择站出来，尽自己所能，充当起这座强大、活跃却一度慌张的城市的“补丁”，希望它尽快恢复“健康”。
他们曾是陌生人，而此刻他们牵起了手，支撑着疫情中心的武汉，为了他们牵挂的每个千万分之一。
一场没有准备的志愿行动
1月23日10时，武汉封城。有人急于离开武汉，有人选择留下，而有人才刚刚抵达。
距离封城半小时，29岁的武汉姑娘李小熊走下了从长沙返回武汉的火车。眼前是她没见过的武汉：春运时的车站居然没几个人，街上很冷清，没戴口罩的她像个异类。
李小熊匆忙开始囤粮、肉，却发现超市基本被抢购一空，更不必说口罩、酒精。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疫情的紧张感在全城蔓延，鞭炮声、祝福声中夹杂着对疫情的担忧，拜年祝福也从往年的“恭喜发财”变成了“健康平安”。
伴随封城而来的，是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时停运。武汉突然被按下“暂停键”，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却还没有解决方案。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医疗防护物资缺乏和一线医护人员上下班的交通难题。
疫情凶猛并充满未知，对家乡的感情，或是医护朋友的一条求助，成为很多志愿者找物资、组织车队最初的理由。他们为的不是“远方的哭声”，而是像同济志愿车队90后队长陈璇譞说的那样：“我无法觉得这件事与我无关”。她组织志愿车队，正是因为一位护士朋友的求助。
如果没有在除夕刷到那条朋友圈，提前放假的80后武汉快递小哥汪勇可能只会在家等待疫情结束，发愁该如何照料一家三口的生活。1月24日晚上，他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武汉金银潭医院护士的求助：“我们这里限行了，没有公交车和地铁，回不了家，走回去4个小时。”犹豫很久后，汪勇对妻子说：“网点临时需要值班人员，我被派去值班了。”
他打通了护士的电话，告知对方自己只有一个N95口罩，并询问能不能给他带点酒精。护士愣了：“我没想到会有人接这个单。”那时，距这位护士发出求助信息已过了5个多小时。
看到距离自己家不到3公里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发出求助信时，医疗美容医师李小熊还不知道，仅仅4小时，她将从手里只有钱、想捐钱替医院买物资的一个个体，变成了志愿车队队长和募捐人。
90后志愿者华雨辰，是武汉青山区钢花小学一名音乐教师。她想做志愿者，是因为“微博上有很多对武汉不好的评论，看到后很难受”。华雨辰说：“或许每个人都有拼尽力气想去守护的，而我想守护的是我的家乡武汉。”当她得知团青山区委招募志愿者时，当即报了名。
还有人是因为自己求助，无意间走上志愿者之路的。曾尧的父亲一月下旬生病住院，他们急需口罩防护。原本他找到捐献物资的校友是为求口罩，结果顺道帮忙送了一趟物资。之后，他也因此加入了帮忙运送物资的行列。
来自四川绵竹的90后女孩王利做志愿者是因为心底的感恩。她是武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也是汶川大地震的亲历者。在巨大的天灾面前，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和救援人员曾给她带来了希望。而今，她主动选择留在武汉，为交通停运后需要就医的慢性病患者提供帮助。
也有人一腔热血，为无法拒绝的呼唤而来。
据媒体报道，被称为“雨衣妹妹”的24岁成都女孩小刘是一名餐饮行业工作者，2月1日，她了解到武汉许多医护人员吃不上热饭，于是从成都出发，历经14个小时到达武汉，她的团队每天都为医护人员送去400-600份盒饭。“雨衣妹妹”的称呼来自她起初简单的装备：没有防护服、护目镜，她穿着雨衣，戴着滑雪眼镜和口罩奔走在武汉市各家医院。
300公里外，吃过年夜饭后，90后长沙小伙儿郑能量把母亲托付给亲戚，开着自己新买的别克车，往“别人想要逃离”的武汉驶去。5个多小时后，他来到了街头空空、不时有救护车疾驰而过的武汉市区。
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做一名车队志愿者，接送因公共交通停摆而无法回家的医护人员。那时，他在武汉的落脚点，就只有这辆别克车。他的一次性外科口罩，还是到武汉后别人给他的。
最艰难的一周，微信响起的频率以秒为单位
几乎没有时间睡觉，成了最初几天志愿者们共同的体验。
除夕那条“求口罩”的朋友圈发出后的72小时里，李小熊已经建了30多个微信群，她的电话响个不停。有的是请她帮忙协调医院的物资，有的是医护人员请她帮忙接送。父母给她做的饭，热了变冷，冷了又热。可她没时间吃，“感觉全市的医院都在求助”。
她两天半没有睡觉，但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睡觉。她的两部手机一部接电话，一部回微信。整个人不停运转，“连上厕所都想不到”。直到后来，她发现自己的手指因为长时间按手机而肿成了一个球。
汪勇更记不清自己接送了多少医护人员。他说：“在全国的医疗救援队驰援武汉前的一个星期，金银潭医护人员都是连夜奋战，能睡到床的人很少。病人的呻吟声、对讲机24小时呼叫，持续待在这样的氛围里，任何人精神上都难以承受，更别提好好休息了。所以，即便在路上走4个小时，对他们来说，也是短暂的休息。”
在车上，不说话，成了一种默契。有些医生会在后座上闭目休息，有些护士会因为压力大默默抽泣。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安安全全地上下班，别为通勤发愁。
志愿者张超（化名）说，志愿者群里每天不间断发布接收和派发防护物资、接送医护人员的消息。“有上瘾的感觉，你会想马上接下一个任务。”一次，为了等物资，张超从19时一直等到次日2时，“不是一辆车，是十几辆车都在等”。还有一次拉物资，一名志愿者因为一个人运不了，向已休息了的张超求助。张超马上穿衣服开车出门，“那会儿已经深夜了。”
95后武汉实习教师吴悠采取的方式比较“原始”。1月25日开始，吴悠与19岁的大一学生黄新元，一人骑电瓶车，一人骑自行车，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为分布在医院、隔离点和小区的求助者义务送药。他还找来一张白纸，写着“免费帮送药、食、口罩”，挂在电瓶车前。
刚封城时，物资特别紧张。吴悠每天只能送七八个地方。“因为跑遍5公里内的药店，有时只能找到一盒连花清瘟胶囊。”很多药店限购，吴悠只能多跑几家，然后把一盒药拆分给好几家人。
“求助的数量让你感到，那段时间武汉压力很大。”吴悠说。
求助，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一单活儿，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困境。吴悠遇到过一位感染新冠肺炎的父亲，家里只有他和孩子。房子太小，父亲把自己隔离在厕所，没法出门买药。一名孕妇预产期在即，因为没有口罩焦虑得好几天睡不着。23时，吴悠收到她的求助信息后，迅速征集了志愿者手中的口罩，当晚送到她手中。在回复她的微信里，吴悠写道：“你和你的孩子，我来守护。”
除了民间自发的志愿行动外，2月3日，武汉市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招募公告发布，得到了积极响应。不到3天，就收到14549封报名邮件。
这些青年志愿者成为了小区门口的登记员、超市里的货物分拣员、方舱医院的建设者、市民的心理咨询师、给医护人员提供酒店作住处的人，还有人在高速公路的关卡处协助交警量体温，深入定点医院甘愿承担风险扫病房、倒垃圾……
他们还注意到特殊时期居民的心理健康。1月31日以来，武汉市青少年阳光心理辅导团首批20名心理咨询师志愿报名，通过团武汉市委设立的12355青少年服务台，开展电话及网络心理援助服务。
很多人身兼数职。华雨辰为方舱医院患者广播，给患者和医护送餐，帮助搬运分发物资，到高速路口测体温。这个漂亮的姑娘平时在家都不曾干过重活，现在却米面白菜都能扛。她为了过春节做的美甲，已经被消毒水侵蚀得“惨不忍睹”，好看的图案早就在搬货时刮坏了。
武汉青年志愿者也守护着全国各地驰援武汉的医疗救援力量。每天早上，志愿者们在医疗队驻扎的酒店集结上岗，开展进出门禁控制、体温测量、消毒、车辆引导等志愿服务。
这些“奋不顾身”换来的是令人惊讶的“神速”。
1月26日，赶上下雨，雷神山医院的施工人员需要雨鞋、雨衣和冲锋衣。当天下午，李小熊看到了朋友圈里的募捐信息。凌晨，她就筹集好了物资。
朋友圈、微信群、微博，成了志愿者相互交流的纽带。在志愿者身份下，每个人过去的社会资源被再度开发。他们与陌生人因为一次求助、一次捐赠而相识。有时从相识到说再见，只知道对方叫泡面、珍珠，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
社交网络的能量也在守望相助中爆发。有的志愿者组建了信息交流群，需要羽绒服的、口罩消毒水的，与能捐赠水果蔬菜盒饭的，能帮忙运物资的，都在一处。信息在群聊和朋友圈里流转。一些不大棘手的问题，从信息发出到解决，有时只需要几分钟。
作别家人，有人睡在仓库，有人只留下背影
2月3日晚间，一则车队志愿者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在各个车队间流传。他们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在病毒面前，说不怕是假的。第一天接送医护人员的时候，汪勇接送了十多位医护人员往返金银潭医院。他很紧张，害怕被传染，“下车时腿都是抖的”。
最初，汪勇瞒着家人。为保护家人的安全，他住到了武汉二环外快递仓库。建在下水道口的仓库阴冷潮湿，夜里汪勇会不自觉裹紧返潮的棉被。这里没有办法洗澡，每天晚上出车回来，他只能靠不断往自己身上喷洒酒精来消毒。每天早上醒来，他都会先量体温，看到体温正常，心里才踏实一点。
郑能量也怕。被他多次载着去医院看望90岁母亲的顾阿姨知道，他是从长沙过来的志愿者。顾阿姨提出要把一处房子借给他住。郑能量最终婉拒：“尽量不去别人家里，怕身上没消毒干净，给人家里弄脏了。”
华雨辰与父母同住。瞒着家里做志愿者后，每天最纠结的就是迈入家门那一刻。她说，送医护人员、进方舱医院那么危险她都不觉得有多难，但是她怕把病毒传染给父母。说起向父母坦白的情景，华雨辰哽咽了。当时，妈妈坐在沙发上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爸爸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问，“你在哪里站岗？我能不能替你去？”
为了安全，吴悠送药时不敢和对方有过多交流。他把药品放在门口，敲门之后立刻跑开。对于求助者来说，通过防盗门的猫眼，他们看到的基本是吴悠的头顶，连这位送药人的样貌都没看清过。
吴悠跟求助者的对话场面很像《无间道》里“接头”，特殊时期大家讲话很干净利落，能少说一个字就少说一个字。有一位求助人出来拿药，穿着黄色睡衣，靠着栏杆，吴悠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对话很简单：“是你吧？”“是，东西给你放那了。”
但是，在做过专业救援队的志愿者眼中，武汉的很多志愿者靠的是一腔热血，而非训练有素。在志愿服务初期，有的志愿者凭着善良的初心和简单的逻辑说：“我身体好得很。”
志愿者大象很早便担忧志愿者群体的安全问题。他曾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民间救援队的成员，有专业救援经验。12年前，他曾在火车上碰到一对给中介交了4200元就为了去前线帮忙抬水的夫妇，大象发现他们没有任何专业救援知识。他担心这次武汉的疫情救援里也发生类似情况。
因此，这一次，大象在接送医护人员外，主要为志愿者筹措物资。1月下旬那段时间，口罩、防护服、酒精等物资相当紧缺，有的志愿者只有最普通的一次性口罩。那段武汉最紧张也最慌乱的日子里，志愿者被感染的消息不止一例，在各个志愿者群里流传，也成为这个群体最早被敲响的“警钟”。
随着有志愿者感染、确诊新冠肺炎，以及医院班车、企业车队力量的进入，1月底开始，为保护志愿者安全，很多早期担负起城市流转任务的志愿车队选择解散，或是转作物资运输和送餐。
但是，再专业的志愿者也敌不过意外。据央视新闻报道，2月21日凌晨，苏州蓝天救援队队员许鹏在前往湖北运送救援物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他曾在朋友圈中写道：“孩子要乖，爸爸去武汉打怪兽！”后头还有八个字：“使命 责任 无惧 坚守”。
成长中的志愿者
很多人是第一次当志愿者。彼此陌生却突然汇聚，难免产生摩擦和混乱。
许多志愿者团队在协调工作机制时颇花费了点时间。车队志愿者李萍（化名）觉得，几百人你一言我一语特别乱，人数还不断在增加。起初他们一股脑踊跃接单，第二天专门设置了协调记录人员，才慢慢有序起来。
互帮互助在武汉成为一种氛围的时候，趁乱来蹭物资、骗名分甚至是骗物资的人也不少。2月17日，李小熊抓住一个混进物资对接群里的骗子。“他拿着假的工作证，假装自己是医院负责人，四处收捐赠者的物资。”有人把他举报了，李小熊把他踢出了群。
有时车队损失惨重，有时则被“薅羊毛”。张超听一个志愿车队的队长说，他们被骗了23箱防护服。还有的人加进这些几乎没有什么审核门槛的群里，领了口罩和消毒水，却一单都没跑过。
志愿者也会遭遇寒心时刻。受助者有时觉得志愿者帮忙是理所当然，对他们态度很差。一位同济车队的志愿者说，如果是平时，他可能就此罢手不做，但是特殊时刻，他愿意忍忍，为了更多有需要的人。
与很多服务内容大而全的志愿者团队不同，同济志愿车队队长陈璇譞选择了小而精的路线。
队员叫她璇子。璇子从小喜欢金庸武侠小说。在她看来，当志愿者就是“侠义之士”的当代日常版本。她刚做过军运会的志愿者。同样是志愿者，在璇子心里却有不同的意味。前者更多是荣誉，而后者更多是责任。
做军运会志愿者时，有一次开会分配任务，当时负责人的一句话令她印象很深：负责哪一摊就做好哪一摊，不是你的任务就不要随意参与。从那时，她就决定，只做自己能“hold住”的事，坚决不“好心办坏事”。她组织的车队专门服务武汉同济医院。一方面是因为同济医院离她很近，有很多朋友在那里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了解同济医院的医护人员消毒流程，接送同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不同医院的人通过司机交叉感染。
至今，这支20余人的车队还在接送有出行需求的同济医院医护人员，并保持着零感染记录。
个体的潜能在这次营救武汉的过程中被彻底激发。如果不是做志愿者，汪勇都没发现自己的组织才能。他建立起医护人员服务群，联系共享单车和网约车企业，解决不同通勤距离的医护人员的出行需求。
还有成熟的志愿者团队分作了各种小组。有人负责接捐款、找物资，有人负责专门对接媒体、提供线索、反映问题，一部分专做“搬运工”，一部分专做患者信息核实和登记，并帮忙寻找解决之道……
做了这么多，出钱出力，能留下什么吗？璇子计划为车队的每一个志愿者制作一张证书，尽管没有官方效力。
张超没想过这个问题，他说：“疫情过后没人会记得我们是谁，我做这件事也不是为了让别人记住。”
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像曾尧，从求助者变成了志愿者。而有的志愿者感染了，身份又从志愿者变成了求助者。
城市运转的微小空白，他们来填补
没有太精确的数字统计，有多少志愿者参与了与武汉战“疫”有关的志愿行动。事实上，也很难统计。
互联网赋予这次广泛的志愿活动新的活力。一些与武汉毫无关系、素昧平生的人，选择为这座城市里千万分之一的求助，牺牲自己的时间、金钱，甚至安全。
上海的庄鸿韵是一位癫痫患儿的母亲。当她得知湖北有癫痫患儿面临断药难题时，利用微信群，联络上素不相识的上百名癫痫患儿家长。通过她的疏通和各方志愿者的努力，才让这些孩子避免了断药带来的生命危险，使家长平日的悉心呵护才没有因疫情一朝化为泡影。
沈培平（化名）所在的志愿小组专门救助非新冠肺炎患者。小组里都是还在读大学或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很多人从没去过武汉。但是他们利用自己熟悉互联网的优势，将网上零散的求助信息，跟各疾病垂直领域成熟的志愿团队对接，并将自己掌握的信息第一时间告知患者。
个体微弱的呼声，都被志愿者平等对待。一句时常被提起的话是：这些不是数字，是活生生的人。
随着疫情发展，不断有新的问题被发现，并被志愿者注意到。近日小区封闭后，怎么买到平价菜、孤寡老人的生存问题等也是志愿者希望帮助解决的问题。
像华雨辰这样在团组织指挥下的青年志愿者，分布在基层一线的各个角落。他们的存在为艰难前行的武汉纾解了不少人员紧张带来的难题。这些年轻人把自己当成这座城市的“补丁”，很多人已经做过五六种不同的志愿服务，并且还在坚持。他们不爱煽情，不怕吃苦，用无声的行动证明着，这一代年轻人已经扛得起时代给他们的责任。
而那些城市运转里的微小空白，也会被志愿者的善意捕捉到，然后尽力填补。
2月17日，金银潭医院的一名医生找到汪勇，发来了一张两个眼镜腿全都折断了的照片，希望他能帮忙配副眼镜。
“医生的眼镜容易坏，是因为要带护目镜，必须紧贴面部，绑的力度比较大，正好卡在眼镜腿处。”汪勇说，武汉所有眼镜店都关了，像这样的问题他们只能找志愿者帮忙，虽然政府已经给他们安排好吃、住等大问题，但细枝末节的需求政府很难一一照顾到。
汪勇立即开始发朋友圈，寻找能为医生开门配镜的商户。几个小时后，问题便解决了。
修手机也是汪勇的活。目前，汪勇已经及时帮医护人员修理、更换了6部手机。其中4部都是因消毒时进水导致的屏幕损坏。汪勇说：“你知道手机对医护人员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吗？就是每天下班后在朋友圈报个平安。”
接送医护人员的工作变少了，很多车队更多地开始运送普通物资，比如成箱的泡面、蛋黄派，还有盒饭、羽绒服。一些志愿者还会主动跟医护人员交流，发掘这些“战士”心底的渴望。璇子见医护人员吃了太多方便食品和荤腥不多的盒饭，集合车队做了一份“口口是肉”的宵夜，里面有沾了点烧烤味儿的孜然鸡柳，有满满的萝卜烧鸡腿和冬瓜汤。
志愿者为了别人生命里的方方面面奔忙，很少有自己的生活。每天晚上忙完工作回家的路上，是吴悠观察武汉的时间。这也是这些志愿者与武汉难得的“独处”时间。
吴悠在这座城市生活了20多年，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好好观察过武汉。这一次，他把这座城市看进了心里。有一次送药回来，他路过纪念辛亥革命的首义广场，以前这里车水马龙，而今空无一人。
“武汉变憔悴了。”在广场上站着休息了一会儿，他突然觉得自己想通了武汉人的精神。对于直爽奔放的武汉人来说，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先“搞了再说”。
一个月以前，长江两岸的临江大道、沿江大道一到下班期间就会被堵得水泄不通。不绝于耳的汽车滴滴声，闪烁着的红色尾灯连成一条河，展示着这个城市的活力与繁华。靓靓蒸虾会在晚饭过后迎来爱吃宵夜的客人，吃顿小龙虾成为众多游人来武汉的“打卡”首选。
武汉伢璇子有信心，她说：“等到吃小龙虾的季节，武汉一定就好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 胡宁 张敏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