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霞

　　2020年恰逢庚子鼠年。“鼠”，作为十二生肖的头位，不仅具有深厚的俗信文化，“老鼠嫁女”题材也广泛存在于剪纸、年画、泥塑、石刻等民间美术作品中。这些作品体现了中国百姓既爱且恨、既敬畏又无奈的待鼠之态，以及趋利避害、祈愿国泰民安的安定之情。

　　起先，“老鼠嫁女”作为民间故事源于印度，季羡林先生翻译的《五卷书》（第三卷）曾有记载，后传入中国与本土民俗相结合，衍生出与印度寓言故事相异的剪纸、年画、刺绣、泥塑等民间艺术形式。清代《广阳杂记》卷中记载，鼠作为创世之神，它凭借“咬”和“偷”的典型特点与习性，将天地咬开、偷来日月，为人类立下大功，以此来解释其位于生肖之首的缘由。鼠自生来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生育能力，但这让人奉之为神的鼠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与人交好。由于习性所致，老鼠破坏庄稼、偷取食物、传播鼠疫等行为，促使百姓长久以来对它产生一种既崇拜又带有几分禁忌色彩的矛盾情感，即理想生活中祈愿多子旺财、五谷丰登，现实生活中追求趋利避害，这种心理在“老鼠嫁女”的民间美术题材中得到隐喻。

　　“老鼠嫁女”的故事传播

　　“老鼠嫁女”，在民间俗称“鼠婚”“老鼠娶亲”，是我国民信习俗中一种有趣且独特的文化现象。民间美术作品中以“老鼠嫁女”为题材的年画、剪纸广泛存在于我国南北方，北方集中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南方多见于四川、湖南、福建、江苏等地。除此之外，以该题材为母题的创作还广泛应用在朝鲜以及日本的浮世绘等传统艺术形式中。

　　中国本土“鼠婚”故事有众多版本，其中流传久远、妇孺皆知的是猫鼠故事版，即老鼠最初由嫁太阳、云、风、墙，到嫁给同类鼠，最后嫁给自己的天敌——猫的故事。随着时间发展，“鼠婚”故事通过文字、歌谣、美术等产生了多种形式的作品，由远及近地流传并呈现出创作上的变异性，这种变异性不仅体现在作品创作本身因地域、风格上的差异，也是中国本土风俗民信“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文化影射。

　　“老鼠嫁女”的风俗表达

　　“老鼠嫁女”题材的年画、剪纸艺术在不同时间、地域中所表现的习俗内容各不相同。关于“老鼠为何嫁女”“最后老鼠将女儿嫁给谁”“为何民间会有‘老鼠嫁女’的说法”等疑问，莫衷一是。有人说，老鼠为了能让女儿过上好日子，希望她可以嫁个好夫婿，以致于眼光高挑，誓要将女儿嫁给高自己一筹的人，于是先后选择了太阳、云朵、风和墙，最后愚昧地将女儿嫁给猫。也有人认为，最初“老鼠嫁女”是以“鼠婚”的形式达到驱鼠祛灾、求福纳吉的目的。

　　关于“鼠婚”的良辰吉日，同样也是说法不一。王树村先生曾在《老鼠娶亲》一文中指出：“古代没有统一的‘灭鼠日’，立春之后正是老鼠繁殖的时期，人们怕粮食遭鼠害，故绘制‘老鼠娶亲’之图，配合‘填仓节’，夜晚各家皆不燃灯，骗儿童们早睡，以诱老鼠出洞，放出猫来捕杀之。”从这段话中可清楚地了解到，以“老鼠嫁女”为题材的民间作品，旨在表达普通百姓以喜除忧的创作心态和求美向善的生活情感，由此传达“老鼠嫁女”题材所隐喻的审美观念，进而实现崇鼠、忌鼠的实用目的和民俗功能。

　　“老鼠嫁女”的风格表现

　　“老鼠嫁女”因多有喜庆热闹的情节，故常以年画和剪纸的形式展现。虽然各地有众多形式不一的创作版本，但画面内容的共同之处都是以众多的“人物”——老鼠，按照由上至下或左右行进的老鼠队伍组成迎娶场景，不同地域的“老鼠嫁女”富含浓郁的乡土特色，带有极强的故事性和欣赏性。从创作内容和形式构成来看，猫在画面中的出现，以及其位置和体积所占之比重，营造出一种视觉效果的错乱感和逻辑上的荒谬性，但这种感官上的“不和谐”在民间百姓看来，恰恰是依循平常的生活智慧与独特的审美意向创造而为之的。

　　作品往往凭借大红、大绿、大紫、大黄等高饱和度的交叉配色，横纵有序的画面安排，极富幽默感的表现方式，以小题材见大智慧的生活观、审美观灵动地指导且实践于民间艺术创作。在普通百姓们看来，这样的剪纸、年画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是好看的”。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这种委婉智慧且乐观生动的民间艺术不仅体现了百姓观赏艺术的角度，而且彰显出民间美术寓教于乐的特点。

　　百姓通过“鼠婚”情节或创作的举一反三，创新出麻雀嫁女、蛤蟆嫁女等相应题材的艺术作品，这种严肃中带有些许戏剧性、幽默感的嫁娶仪式，是人们表达生活意愿的审美方式。民间美术在提示人们关注生活细节的同时，又以讥讽幽默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美育百姓，以此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可谓是一种颇具智慧的审美表达。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