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着，对垒，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时刻，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攻坚，克难，在与死神较量的最前线，这股力量在同时间赛跑
最强力量，用在与死神较量的刀刃上
——全国各地支援湖北医疗队奋战重症监护室纪实
光明日报记者
“患者血氧饱和度下降到70%，情况十分危急！”
“把集中供氧系统和钢瓶供氧相结合，用最‘土’的办法增加患者供氧量。”
…………
此刻，是两种速度的较量：一种是病毒把患者推向死神的速度，一种是医生把病患从鬼门关拉回的速度。
此刻，是两种温度的交融：一种是面对疾病的冷静，一种是面对病人的热忱。
在湖北，在武汉，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刻不容缓。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月12日0时，全国各地共派出174支医疗队、22个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20218名医疗队员（不含军队）支援湖北。从全国各地汇聚来的最强医疗力量，与当地医护人员携手配合，抢救和治疗危重症患者，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救治原则已然明晰；
——整建制接管、开辟危重病房、创新诊疗流程、改进ICU院感安全通道，救治方案不断优化；
——院士巡诊、多学科综合治疗、整体护理，救治制度切实保障。
一项项方案、一条条制度、一次次抢救，使我们看到了最强医疗力量在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更看到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曙光。
病情变化快，确诊和治疗要更快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陈作兵在武汉一天的工作是这样开始的：早上8点，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院士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临时设立的“重症新冠肺炎国家队指挥中心”，和其他省份的团队骨干交流病情和诊治方案；9点，来到湖北省人民医院，跨进重症监护室通道的第一道大门，洗手，戴帽子、口罩，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靴套和里外两层无菌手套，穿过缓冲区、半污染区进入病房，开始查房。
这是陈作兵带领浙江省赴武汉重症肺炎救治国家队12名成员到湖北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工作的第11天。“这次我们受国家卫健委委派，目标就是一个——把重症患者的病死率降下来。”他告诉记者。
病情的变化很快，有时就在一两周之内。陈作兵发现，重症患者肺部感染后，发病比较急，大约1周左右氧饱和度下降比较快，到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阶段，留给医务工作者的时间很紧张。
这是一个大家以前未遇到过的局面。“我们面对的患者类型、医护信息系统等和过去不太一样，危重症和传染性疾病结合在一起，需要医护进行快速适应和不断学习，积累实战经验。”带队支援湖北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院士说。
疫情早期，由于检测能力滞后、医院收治能力有限等原因，一些危重症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近来，随着检测手段和能力的提升，患者不再容易被“忽视”。比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一线积极开展床旁超声检查，特别是肺部超声检查，对危重症患者及时发现和救治。
“床旁超声的优势，一是可以频繁复查，比CT的可重复性好，可以更严密地监测病情变化；二是由于新冠肺炎的病变多以外周分布为主，床旁超声的可及性更好一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沈宁告诉记者。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距离疫源地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两公里，收治的危急重症患者较多。据支援湖北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华西医院呼吸科副主任罗凤鸣介绍，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患者逐步实现了应检尽检，医院床位的周转也明显加快了——“也就是说，确诊和住院更快了”。
多专业多方案，医疗队各显神通
缺乏具有强有力证据证明的特效药，这是新冠肺炎患者治疗的最大挑战。“临床上主要还是支持性的治疗，氧气支持、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的支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李冉介绍。
李冉说，穿上防护服之后，工作难度和强度都大幅提升。“很多同事对防护服感觉不是很耐受，因为穿着特别憋气，不停出汗，不能上厕所，所以工作之前不敢喝水，体力消耗很大。”
“ICU里的工作，既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工作强度大不说，心理压力更大，但我不会退缩。”2月5日凌晨4点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国家医疗队队员殷俊交班走出隔离区，写下了驰援武汉第十天的“战地日记”。
殷俊说，ICU的患者几乎都处于严重缺氧状态，胸闷气喘，意识也会因为缺氧而变得模糊，“这个时候医生要立马给予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在纯氧下能维持血氧饱和度在90%以上就会继续观察，实施下一步治疗；不能维持就要赶紧进行气管插管，上有创呼吸机”。
挑战扑面而来。2月4日下午，一位患者转入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重症加强病房。该患者呼吸极度困难，血氧饱和度仅为50％。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主任杜斌立即决定进行紧急气管插管，尽管此时病房还未配齐气管插管所必备的三级防护设备，但杜斌毅然冒着暴露的危险，成功为患者实施了气管插管，患者的生命体征终于得到维持。呼吸困难缓解后，患者的血压开始下降，队员们立即建立中心静脉通路进行积极循环复苏，患者的情况才逐渐平稳。
几天前的一个夜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副主任医师张柳接诊时发现一位患者心悸喘憋明显，双肺多发大面积病变，尽管使用鼻导管和面罩吸氧，胸闷喘憋仍然无法缓解。张柳当机立断，决定对患者实施无创呼吸机辅助治疗。
“我们立即准备呼吸机，但是遇到了与我们医院完全不一样的机器。”张柳告诉记者，面对全新的机型、陌生的管路、从未见过的参数设定，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冷静下来后，在两位资深医师的指导下，张柳和同事用最快的速度解决了难题，及时给患者用上呼吸机治疗。
由于医院集中收治了大量患者，用氧量急剧上升，设备告急。“我们把集中供氧系统和钢瓶供氧相结合，用最‘土’的办法增加患者的供氧量，在临床上起到了一定效果。”罗凤鸣告诉记者，这些天，多名患者在使用了这些“土办法”后，血氧饱和度指标出现了明显上升，两名患者在血氧饱和度下降到70%的危急时刻得以转危为安。
在让更多患者转危为安的探索上，医疗队可谓各显神通。比如，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在危重症病例的救治中，摸索出一套“四抗二平衡”的救治方案——“四抗”是指一抗病毒治疗、二抗休克治疗、三抗低氧血症以及多器官功能衰竭、四抗继发感染，“二平衡”就是维持水电解质酸碱的平衡和微生态的平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疗队充分发挥多学科专家的优势，对老年危重症患者的原发基础疾病加大治疗力度，并重点关注危重症患者重要器官的功能改变，从而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采用“ICU”病房小组制管理模式，将病房的32个病人分为4个组，每组由固定医生小组负责，组长相当于病房主治医师，能够迅速而系统地掌握患者信息，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精准施治。
据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赴鄂支援的医护人员涵盖了重症、呼吸以及医院感染管理等各个专业，并且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包括院士巡诊制度、多学科综合治疗制度、整体护理制度，对危重症患者用整建制的ICU队伍进行集中救治，在优质医疗资源的支持下，使患者尽快进入恢复期。
有“阳光”有温情，悉心护理也是治病良方
罗凤鸣告诉记者，在重症病房，除了打针、输液、管道护理、血糖监测等常规工作外，还要帮助患者发放盒饭，协助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进食进饮，做健康宣教和心理疏导等。
2月10日晚，脱下防护服消毒后，刚刚下班的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护士姚洁林顾不上休息，抓紧时间从住处拿了一袋橘子，托晚班的同事交给162床的患者阿姨。原来，这位危重症患者白天向姚洁林诉说，想吃一点橘子，可家人也都生病了，没法送来。“我觉得很是心酸，就想了这办法，只想让她心里能有些亲人在旁的感觉。”姚洁林说。
身处隔离病房的危重症患者，有的连喝水都困难，心情普遍都很烦闷、焦虑。此时，医生、护士们细致而又温暖的护理成为支持他们战胜病魔的一束光芒。
“在工作场所中，让关注、关心、关爱出现在我们三米范围内的所有人，用护理人的行动为患者、家属和同事营造温馨的氛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支援湖北抗疫国家医疗队先后两次在武汉开辟危重症病房，李少云护士长带领护理团队制定了“三米阳光”护理方案，为危重症患者抽血、心电监测、血糖监测，巡视、打水、送饭、回收垃圾，甚至细到教每位患者如何吐痰、如何洗手，督促患者每天换口罩。尽管水汽常常模糊了护士们的眼镜，使得她们只能用声音辨认彼此，但病房里的一切紧张有序，温暖不减。
协助危重症患者吃饭，再倒水、吃药、测体温……全套下来，需时超过半个钟头。如此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对于即使身着三级防护的医护人员来说仍然是一件危险的事，但姚洁林分管病区的41床患者高烧燥热，总想用温水擦拭手脸，姚洁林就一遍一遍地给这位阿姨换水、擦拭。阿姨感动地连声道谢：“等我病好了，一定要去北京看你！”姚洁林鼓励她：“只要您积极配合治疗，战胜病魔，我在北京等着您啊。”
危重症患者的血管条件不好，护士们穿着厚重防护服，行动笨重，护目镜上常有水汽，需要将眼睛睁得大大的，再加上戴着三层手套，穿刺难度很大。为了方便给药，护士们给患者开放了足背和手臂两条静脉通路。“参加这么紧张的抢救当然很累，但如果能够多成功抢救一些病人，我们愿意一直这么穿着。”北京积水潭医院医疗队护士王文娟和李鑫说。
山东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重症监护主管护师刘洁告诉记者，自从来到武汉后，自己特别容易被感动。“当我透过护目镜看到她们好好吃饭，好好喝奶……就是这样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也会让我的眼里满含泪水。”在给一位阿姨进行静脉输液的时候，由于护目镜导致的视野模糊，再加上两层厚厚的手套，让本来已经看不清的血管变得更加难以摸出来，但阿姨鼓励她：“没事儿，孩子，我知道你们不方便，看不清，一针扎不上可以扎两针，就算再多扎几针也没有问题。”
那一刻，医患双方的心都是温暖的。
（光明日报记者晋浩天、章正、李盛明、卢璐、陈海波、杨舒、田雅婷、金振娅、柴如谨、邓晖、李晓东、赵秋丽、龙军、李志臣 光明网记者李政葳）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13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