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建民

　　“春节”是中国传统风俗中最重要的节日。在中国旧历纪年里，每年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也称“元日”。宋代的诗人王安石写过一首著名的《元日》诗：

　　爆竹声里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912年后，中国开始采取公历纪年，也称一月一日为“元旦”，与旧历形成冲突。旧历正月初一便沿用古代称呼，这就是“春节”。

　　拜年是过春节时常常说的一句话，可究竟如何拜，能说清楚的却不多。这里，我们从几位名家的童年记忆里，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拜年的。

　　我国著名戏剧史论家卢冀野先生，曾用一小节文字，记述到拜年时的情景：“在这春节时候，最容易回想起童年来，越是要它不回忆，旧影憧憧，偏地闯上心来。我曾在曾祖母膝下长到十四岁，元旦到了，曾祖母替我一封封地包好红纸包，有的制钱四枚，有的六枚、八枚，最多的也不过十枚。路分城南，城北，门东，门西；亲戚也分好父母党，那时还没有妻党。这拜年一个节目，大致从正月初一可能排到十五。所谓‘过了正月半，大家寻事干’；怕十五还未必能拜完了年。这一期间，我至少要磕几百个头，磕了张家，爬到李家。后来我看到明代刘效祖《词脔》中有一套‘良辰乐事’，题名《拜年词》，就是描写拜年情状，极为生动，跟我小时候忙着拜年的样子结合起来，并无二致。”由此看去，小孩拜年，主要就是磕头了。东家西家，那一个头磕的，倘若没有一点小小赏赐，这年过得哪有个生趣？

　　不仅卢冀野，著名文学家梁实秋，说起儿时的拜年，也是一肚子的不愉快：“回忆幼时，过年是很令人心跳的事。平素轻易得不到的享乐与放纵，在这短短几天都能集中实现。但是美中不足，最煞风景的莫过于拜年一事。自己辈分低，见了任何人都只有磕头的份。而纯洁的孩提，心里实在纳闷，为什么要在人家面前匍匐到‘头着地’的地步。那时节拜年是以向亲友长辈拜年为限。这份差事为人子弟的是无法推脱的。我只好硬着头皮穿上马褂缎靴，跨上轿车，按照单子登门去拜年。有些人家‘挡驾’，我认为这最知趣；有些人家迎你升堂入室，受你一拜，然后给你一盏甜茶，扯几句淡活，礼毕而退；有些人家把你让到正厅，内中阒无一人，任你跪在红毡子上朝上磕头，活见鬼！如是者总要跑上三两天。见人就磕头，原是处世妙方，可惜那时不甚了了。”可是，这种东西真怪，自己年长之后，小时候为自己所苦之事，不知不觉又传到了下一代。这种文化传递的力量，想想不仅让人觉着可笑，也令人心惊。

　　比起卢冀野、梁实秋，周作人的儿时“拜年”，要显得悠然得多。这大约与他生在水乡，亲戚家人距离较远有些关系。这使他不至于如在城市中的卢、梁二位，一天不停点地磕头，导致反感。周作人后来在回忆起儿时拜年时，还曾这样说：“小时候往亲戚家拜年，往往要费好几天工夫，例如祖母家，母亲家，姑婆一家，姑母两家，都在乡下，去时须坐船，总有五七十里的水程，早去晚归，白天短的时节已是漆黑，要拿了灯笼下船步来了。有时便开夜船，早上到一家，只吃点心，中午又到一家，吃了饭下船，次早再往别家去，可以从容地回家来。无论怎样走法，反正至少是一整天，本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风景也可以看得，不过看惯了没有什么，而且那是平水一带的情形，在别处也只是一般江南水乡的景色罢了。坐在舱里听橹声没有多大意思，唯一的办法是带书去看，拜年照例要戴胡人的红缨帽，装在皮帽盒里，这里正可以放点书籍。我们常带的是一部《徐霞客游记》，是图书集成局本，铅字竹纸，订四厚册，字虽细密，却很便于携带。”

　　看看，拜年途中，还可以看书，看的还是“游记”，简直将“拜年”变成游乐了。心境一不同，留下的感觉当然也就不同了。周作人后来写过不少儿童时期的回忆诗作，颇可见出一斑。关于下乡拜年，他就写了这么一首：

　　下乡作客拜新年，半日猴儿著小冠。

　　待得归舟双橹动，打开帽盒吃桃缠。

　　“桃缠”乃干果上包糖。在当时的孩子，这真是零食的上品了。“春节”各地过法不一，但是，留给孩子的记忆，总是难以忘怀的。一个人，没有儿时的记忆，生活就显得缺少生趣，这也应当是要好好过春节的一个鲜活的理由吧！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0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