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访名家】

　　光明日报记者 颜维琦 孟歆迪

　　腊尽春来，寒梢花开。春节前夕，记者如约来到于漪老师家中拜访。刚出电梯，就见于漪老师笑盈盈地立在门口。一身居家棉服，鬓发打理得一丝不乱，目光清亮有神。

　　“来啦，快进屋！”一边说着，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往屋里领，招呼家人泡茶。91岁的老人身形清癯，脚步轻快，话语干脆。来之前有些担心她的健康，此刻放下了心。

　　“我一直看光明日报，经常读你们写的文章，对复旦大学钟扬老师的报道特别好，就是要多传播这样的优秀教师的精神。”一落座，于漪老师就主动关心起我们的工作。上午的阳光正好，照进房间，更显出冬日的温暖。

　　“2019年下半年我生了一场大病，断断续续住了五回院，这几天刚好一些。前两年我还能每天上班，今年怕是做不到了。”于漪说，“基础教育是很平凡的，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是实实在在的草根教师。我这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培养学生，一是培养教师。”

　　1929年出生，经历过少年时代的家国苦难，于漪对“国家”和“人民”这两个词有更深刻的体会。“什么是苦难？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格外珍惜今天的生活。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爸爸妈妈逃难到乡下，夜里黑灯瞎火磕破了下巴。那时候哪有药啊？炉子里抓一把草灰敷上，现在还留着一道疤。”说着，老人扬起脸，下巴一处疤痕清晰可见。

　　“这些年，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都清醒。说到底，我的工作就是坚守一个新中国教师的本分。”于漪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从教近70年，写下400多万字的论文专著，上了近2000节的公开课，她的教龄与新中国历史几乎同龄。从课堂授课到教育改革，从呼吁“教文育人”到倡导“弘扬人文”，从培养学生到培养老师，她的名字和语文、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她的教育实践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

　　20世纪80年代，于漪就提出教育究竟应该是“育分”还是“育人”的问题。这是发人深省的“于漪之问”。提起多年前的这一问，于漪感慨：“目中要有人，而不只是分，任何一张考卷是考不出人的综合素质的。如果教育不追求德性与智性的统一，就是残缺的教育。作为教师，首要工作是育人，就是引领孩子走一条健康、正确的人生之路，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孩子是最耽误不起的。生命对任何人都只有一次，人生是一张单程票，每一站都要遇到好老师。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宝贝、老百姓的宝贝，今天的基础教育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于漪说，“因此我常讲，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一头挑着学生的今天，一头挑着国家的未来。”

　　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她反复强调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要打得深、打得宽。基础教育是最有战略意义的，教育安全关乎国家安全、民族安全。”

　　“作为教师，还要清楚的是，我是中国人的教师，做好新中国教师的本分，心中必须要有中国的灯火。要指引学生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树民族精神之根，筑爱国主义之魂，用中国人博大的情怀，用真正的本领为中国作出贡献，为人类作出贡献。”于漪说。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于漪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共和国的最高荣誉，是一名教师的无上光荣。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这是于漪常说的一句话。91岁的她，初心不改，始终谦逊，依然年轻。她说，教师每天都有学不完的东西、做不完的事，所以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能感受到精神世界的成长，不会有厌倦。

　　临别，接过记者写的春联，于漪也在我们的采访本上提笔写下一句话：“教师的责任大如天。”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01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