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处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两溜儿高照，各处皆有路灯。上下等人，皆打扮得花团锦簇，一夜人声嘈杂，语笑喧阗，爆竹起火，络绎不绝……”
这是《红楼梦》的第53回，曹公笔下生花，精彩的笔墨下尽是旧时王公过节的华丽。
春节，作为中国人最传统的节日，历来也是文人骚客笔下的主题。不管穷人家，还是富人家，丰俭由人，却都要自己动手，才能品尝到年的味道。
跟着这些作家，一起细细品味年的滋味、年的气氛、年的愿景。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
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
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只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
北平远在天边，徒萦梦想，童时过年风景，尚可回忆一二。
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
一锅炖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儿，鱼冻儿，肉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集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村风乡俗中，四时二十四节色彩缤纷，而最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郁乡土风味的，却是二十四节之外的春节。
村南村北、村东村西，一片杀猪宰羊的哀鸣。站鸡笼子里，喂养了一个月的肥鸡，就要被开刀问斩。
家家都忙着蒸馒头和年糕，穷门小户也要蒸出几天的豆馅团子。天井的缸盖和筛子上冻豆腐，窗沿上冻柿子，还要渍酸菜。
妇女们忙得脚丫子朝天，男人们却蹲篱笆根晒太阳，说闲话儿。
腊月三十的除夕之夜，欢乐而又庄严。阖家团聚包饺子，谁吃到包着制钱的饺子最有福，一年走红运。
院子里铺着芝麻秸儿，小丫头儿不许出屋，小小子儿虽然允许走动，却不能在外边大小便，免得冲撞了神明。
不管多么困乏，也不许睡觉，大人给孩子们说笑话，猜谜语，讲故事，这叫守岁。
等到打更的人敲起梆子，梆声才能锅里下饺子，院子里放鞭炮，门框上贴对联，小孩子们在饺子上锅之前，纷纷给老人们磕辞岁头，老人要赏压岁钱，男孩子可以外出，踩着芝麻秸到亲支近脉的本家各户，压岁钱装满了荷包。
天麻麻亮，左邻右舍拜年的人已经敲门。开门相见七嘴八舌地嚷嚷着：“恭喜，恭喜！”“同喜，同喜!”
我平时串百家门，正月初—要给百家拜年。
出左邻入右舍，走东家串西家，村南村北各门各户拜了个遍，这时我才觉得得到了公认，我又长了一岁。
退回去几十年，在我们乡下，是不把阳历年当年的。
那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
这一是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过了腊月涯，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
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
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我感到失望和困惑，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我的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没有这笔开支，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
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而老人们则叹息：嗨，又老了一岁。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
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
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来源：新华日报；编辑：解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