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孟婷

　　自我认同危机，回归中国文化的母体

　　“我是多年的红学爱好者，张爱玲的一本《红楼梦魇》带我入了红学的门，让我着了迷。”即便如此，柯岚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对此做专业的研究。“我的专业是西方法哲学，很小众。前几年我有一种自我认同的危机，我想回到中国文化的母体汲取营养，于是我就转到研究中国文史、中国传统文化这块来了。”柯岚表示。

　　“当年央视到高校选拔《法律讲堂》主讲人时，我的学生向制片人推荐了我。别人第一次找上我时，我还有些犹豫，觉得自己是书斋里的人，怕驾驭不了。”考虑了很久，柯岚的家人、学生都鼓励她去试试，没想到节目推出之后，反响很不错。

　　柯岚喜欢用文学影视作品、历史事实作为例子，讲解高深的专业知识，这已经成为她的风格特征。“其实非文学专业的人研究红学，能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从一些学科专业的角度研究红学，得出来的结论，其他专业的人想都想不到，“肯定要由更多跨学科的人去做，那才能发现新的东西。”

　　林黛玉能继承父亲的遗产吗？

　　柯岚以法学专业的角度去看，《红楼梦》开篇是香菱被拐卖的冤案，结尾是贾府被抄家的案子，简直“从头到尾都是法律事件”，柯岚表示，曹雪芹的一生中，应该见过很多法律事件。

　　“虽然法学一直很排斥文学色彩的表达，强调法律思维，逻辑严谨，强调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红楼梦》这种文学作品里就缺乏法律素材。”在她看来，《红楼梦》讲大家族的故事，那么它必然会涉及到古代社会的礼法文化。

　　柯岚举了一个例子，林黛玉的继承问题。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直觉，林黛玉是能顺理成章继承她父亲的遗产的，但柯岚仔细梳理了古代中国女性继承的演变，发现林黛玉要想继承父亲的遗产，有很大的阻力。大概是18世纪的同一时期，东西方的女性都面临同样的在财产继承权上的困境，《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也遭遇和林黛玉类似的困境。

　　唐代的时候，法律对待女性继承还比较开明，但是到明清以后，女性的继承权又受到了限制。大清律里面是这么说的：“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没有儿子的人，如果他的同宗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他的继子，他的亲女儿才可以继承。明清以后，中国女性的继承权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只要林黛玉的父亲还有族人，遗产肯定会被争夺。因此书中透露了蛛丝马迹，林如海病重，贾母就派贾琏过去，目的就是争得遗产继承权。

　　“曹雪芹虽不是法学家，但他很关注当时社会的法律变化，有很多在雍正、乾隆时期很重大的法律上变化，在书里都有体现。”柯岚仔细研究了书中的一些细节，比如，书的主题写的是近亲结婚的故事，其实清代的法律是禁止近亲结婚的，但民间存在很多这种情况，这样一来，国家法跟民间法有了冲突，雍正的时候法律就改成了“听从民便”。“清代是有文字狱的，假如这个国家的法律没有这样的变化，作者不会这么大胆地写。”

　　研究中国古代礼法文化的理想范本

　　《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是研究中国古代礼法文化的理想范本。“《红楼梦》让我看到了丰富、层次多样的礼法文化”，柯岚不认为一提到“法”就认为专门指的国家法，“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国家法也不是唯一的法的形式。”民间自身的习惯，包括家族内部的治理、民间法、家法等，这些在中国古代是相当丰富的。

　　“中国古代也不光是靠皇权、靠刑罚去治理的”，柯岚认为，皇权不是绝对的，也会受到文官系统的一套不成文的、无形的规则的强大制约，文官集团内部相互之间也有制约。国家法跟民间法、习惯法、家法都会有互动。柯岚认为，传统中国也许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分权体制，但它存在规则的治理，包括礼仪、等级、秩序，能够维持一个家族内部乃至一个国家的秩序，都是一种规则的运作，社会的秩序并不完全是靠暴力维持的。

　　“我们传统中国就是德法并治，或者说礼法并治，它里面早已包含了相当大比重的伦理因素，跟我们现代社会法律是不一样的”，柯岚拿现代社会作比较，一些牵涉到伦理问题的行为，一般不牵涉到法律，只能算作个人道德的选择，顶多受到舆论谴责，法律上一般不受制裁，但在传统中国会受到刑罚的制裁，所以“民间法有淳化风俗、提倡道德楷模的功能”。

　　“红楼梦的政法启蒙意义，是红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柯岚看到，从晚清以来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百年红学，记录了百年中国政法启蒙的跌宕起伏。（秦孟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