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亮 成曙霞
近日在山东举办的“时代光影· 致敬母亲”影像巡展，为探究中国“母亲”形象变迁提供了切入点。自19世纪40年代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以来，“母亲”形象成为了摄影艺术中女性角色的重要社会身份。广大中国女性以“母亲”的形象积极投身于伟大历史进程之中，她们将个体命运与家国荣辱、民族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足迹。
自19世纪40年代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以来，女性角色自始至终是摄影作品的关注对象，且“母亲”形象也成为了摄影艺术中女性角色的重要社会身份。“母亲”形象见证并且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她们已经成为承载历史记忆的铭文，而对这些形象的关注与探究将会为我们呈现出生动细致的历史画卷。由山东女子学院联合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大众网、山东画报社主办的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时代光影· 致敬母亲”影像巡展，为我们探究这一历史命题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
启蒙母亲：影像诞生初期摄影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影像诞生之初，尤其是清末民初摄影作品中的“母亲”多以“良母”形象出现。她们更多是家庭合照中的一分子，“家庭、生育、母以子贵”是其中隐含的关键词。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情境下的“母亲”形象还更多属于家庭生活而非社会生活的范畴，同时也是由于当时正处于中西、新旧文化互相碰撞的节点，摄影师们多聚焦家庭合影、民俗场景，以此作为“东方化”民族身份的例证。
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女性开始走出家门，摩登女郎、女学生、女运动员等新形象开始频繁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女性开始争取自己作为独立个体而非男性附庸的身份。她们有的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有的投身社会生产，这也就使“有知识”“有工作”的母亲形象陆续通过影像作品的记录与传达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对女性职业的呈现是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过程，因此可以说，由于有了摄影技术，中国“母亲”走向更大世界的步伐，得以被更加直观地记录。
革命母亲：母亲的乳汁滋养了革命者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动员妇女参与革命事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在广大女性积极投身革命事业的过程中，诞生了一批令人敬佩、感人至深的革命母亲，其中尤以“红嫂”和“乳娘”最为突出。
“红嫂”是历史赋予沂蒙妇女的特殊称谓，它来源于抗战时期发生在沂南县的明德英“乳汁救伤员”的故事，“红嫂”也因此成为革命战争年代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沂蒙妇女的代称。而“胶东乳娘”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的齐鲁大地：1942年7月，中共胶东区党委决定在牟海县组建胶东育儿所，选取乳娘哺育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养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在日军“扫荡”和迁徙中胶东育儿所乳儿无一伤亡。
纵观这一时期解放区或革命根据地宝贵的影像资料，“母亲”形象更多体现在参与革命的场景中，如妇女担架队、做军鞋、送儿上战场，胶东育儿所乳娘带小朋友村外活动等。传统意义上负担“生育”功能的血缘母亲形象这时候已经因为对革命事业的无私投入而扩大了外延——她们被革命军人或自己抚育过的革命后代以母亲相称，可以说是用自己的乳汁滋养了革命者。
建设母亲：母亲走出家门，建设新中国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基本法即为“婚姻法”，它打破了几千年来以夫权为中心的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的压迫。随着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批女火车司机、第一批女飞行员等众多“女性第一”的出现，妇女开始走向各行各业，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影像记录中的母亲更多是出现在集体劳动中或有知识有技术的新型岗位上，而越来越多“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铁姑娘”形象也通过影像作品的宣传逐渐深入人心。因此这一时期影像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充满革命意识，追求自我解放，崇尚“劳动光荣”。同时伴随大众媒体的宣传，以“劳动者”为标签的女性媒介形象构建也大大激发了广大城乡女性投身工农业生产、争当标兵的积极性。
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布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命令,从此翻开大规模生产建设的伟大篇章。随后，“八千湘女”进疆、一万山东女兵和青年妇女进疆……至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17.5万人中已有妇女4万余人。她们扎根当地，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安家落户，养育儿女，为祖国屯垦戍边事业培养出新一代的接班人，也因此被称为“军垦母亲”。在能够搜集到的关于军垦母亲的图片中，她们一方面与男兵一起开荒生产，在大生产运动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深入农村宣讲妇女解放理念，培养妇女干部，巩固了新生政权。这些宝贵的影像资料丰满了军垦母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进步形象，证明了其在新疆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新时期母亲：改革开放，母亲形象更加多元
改革开放，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体和私营经济获得发展……妇女在就业上的选择变得更加多元，因此影像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也逐渐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与母亲文化素养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母亲开始审视自身、回归母性、眷顾家庭。因此，大众传媒中，关注妇女需求和关切母爱主题的影像作品越来越多，独立、自强、愿意与儿女共成长的母亲形象也越来越常见。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彩色照片的出现，色彩本身开始成为影像作品的评判标准之一。与此同时，摄影师们开始更加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致力于突出人物个体在光影与构图中的表现力。这不仅说明改革开放后艺术作品中的人文色彩得以上升、摄影创作越发回归艺术本身，同时也意味着母亲们更加多彩的生活得以被观照、铭记，母亲形象在摄影师的镜头下更具有艺术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顺应全体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新期盼，从国家治理层面将家庭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母亲”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也受到高度关注。新时代的中国母亲不仅在养育儿女、敬老孝亲、勤俭持家的层面呈现出新时代智慧母亲的形象，同时还镌刻下终生学习的奋进身影、参政议政的审慎立场、科学教子的共同成长、健康生活的不懈追求……从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到SOS儿童村里的细心呵护，影像作品用光影、色彩、构图、线条的独特魅力，展现出新时代母亲更为多元、立体的形象。母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小我”，而是逐渐成为反哺社会、惠及他人的大爱源头。
(陈亮为山东女子学院讲师，成曙霞为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