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舞蹈评论家 方家骏
舞蹈业内把2019年视为“舞蹈大年”并非没有道理：今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十个“文华大奖”席位舞剧占据了其中三席，这一现象多年未见，不仅大大提振了舞蹈人的自信，也让许多学者开始重新考量舞剧乃至舞蹈在我们国家艺术领域的影响和地位。
从年头到年末，众多热心于舞蹈的观众不难发现，手机微信不断被一部名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舞剧刷屏，从它的首演、接连获奖、全国巡回，到前不久刚完成的“百场纪念演出”，台前幕后，话题不断，热力不减；在本年度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一部“上芭版”的《茶花女》同样使一大批舞蹈拥趸感奋不已，以先睹为快。与此同时，一批来自国外、境外的舞蹈演出则引发了一波又一波观舞热潮，为“艺术节”营造出一派“大众参与”的热烈氛围。
由此看来，“舞蹈大年”也就不是什么虚妄之词、夸大之说，而临近年终岁末，对此做一番“盘点”也显得很有必要。
舞剧观念的升级换代，催生出一批与时代共振、与人民共情的优秀舞剧作品
盘点今年在上海舞台演出的中国舞剧可以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的舞剧编导正在崛起，他们自觉拒绝肤浅、主动要和当代人做情感交流；他们内心有一番热切的涌动，那就是希望拥抱现实，以作品去呈现精神的力量和思想的光芒，而这种涌动带来的创作灵感则显得非常之活跃，可选择的路径也非常之多。
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舞剧《天路》以两个民族、三代人的故事承载起希望与信仰、家国与梦想、生命与死亡的宏大主题。舞剧展开的两条叙事线索，比通常的舞剧叙事更显复杂：一条是雪域人民祖祖辈辈对心中那条“天路”的向往；另一条线索则以雄浑的气势，铺展出跨越近半个世纪修建青藏铁路的人类壮举。两条线在艺术呈现上各有侧重，在精神层面则并行不悖，从而形成了非常扎实的故事框架。剧中七个人物所建立起来的人物关系，落实在这种有轴心、有纠合、有铺展、有延伸的框架内，将单纯的“故事”提升至“戏剧化”层面，很好地完成了“剧”的构造，并以此感染了广大观众。
广州歌舞剧院的《醒·狮》是一部有燃点的舞剧，先后两次引燃上海观众的观剧热情。用观众的话来说，“尽管舞剧小众，但精彩的不会被埋没。”《醒·狮》就是这样一部“不会被埋没”的舞剧，它以舞蹈样式向我们展示了独特的岭南文化——南拳、醒狮、“采青”、扎龙骨，抑或是大鼓、条凳、手偶、木鱼歌……层层叠叠，丰富而绚烂，即便你没有足够的文化储备，也会对这些产生浓厚的兴趣，调动起内心的热情。同时，该剧用心地、有选择地塑造了与岭南文化息息相关、一脉相承的人物。两者相互依存，形成了全剧非常重要的两个支点。倘若，没有岭南文化这块浓墨重彩的底版，那么，剧中的多个人物都是徒有其名，失却精魂、不具典型意义的。反之，没有人物，岭南文化的各种元素只是停留在“非遗”展示的层面，其生动性、可感度，文化内涵和精神张力都会相应减弱。《醒·狮》用人物精魂充填和激活了“南狮”的灵性，更进一步说，是借一部有故事、可咀嚼的剧，把文化放在了生活本来的位置。
中国是舞剧生产大国。具有地域文化色彩的舞剧甚至是许多省市重要的文化产品。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舞剧处于一种尴尬境地——耗费大，影响小；形式花哨，思想浅薄，尤其对现实生活的观照，更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年舞剧的上佳表现，足以让我们刮目相看，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和信心。其中，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唐卡》、芭蕾舞剧《敦煌》等均在当代视角、多重空间等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优厚的民族文化资源，经过提炼和创造性转换，产生出新的光彩。
打破边界，体验世界的丰富性、寻找艺术的可能性，是与当代人对话的重要途径
上海出品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下简称“电波”）无疑是2019年最具影响力的舞台作品之一。仅一年时间，该剧已在上海本地演满50场，在全国范围内的演出达百场，热烈的市场反响足以证明受观众欢迎的程度。对于这一作品的主流叙事、宏阔背景、精妙演绎以及红色题材何以成为当下“爆款”，一年来已经有很充分、很到位的点评和解读，如果我们尝试换一个角度来解析这部作品，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得到新的启示——
《电波》从初创起步就有比较明确的追求，那就是：不受任何陈规的束缚，大胆地去寻求新的艺术表达。80后编导以放松的心态（抑或说开放的心态）来推进创作，建立起突破边界的信念，自信舞剧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没有什么是不可拿来为我所用的。在这一认知下，编导提供的舞台视觉感受是非常丰富而开放的，无论是戏剧的、电影的，还是倒叙、闪回、定格、“倒带”……只要在同一个美学理念下，都可以拿来为铺展剧情、营造场面、塑造人物服务。演出后，观众用时尚的语言称其为“大片既视感”，这个词汇在舞蹈领域从没有出现过，即使是上千万的大制作，满台花枝招展流光溢彩，都未必能让观众产生与 “大片”之间的联想。“大片既视感”是观众以当代审美心理对《电波》美学定位的认可和接纳，而“打破边界”则是创作这部舞剧的正确选择。有一个观念《电波》主创团队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以实际需求来开掘艺术的表达功能，而不是在陈规的框定下做有限的文章。在他们看来，在艺术范畴内，所有的“不可能”都有可能被打破，包括统领舞剧创作观念数十年的“舞蹈拙于叙事”也只是理论枷锁，而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精神枷锁。
“破界”建立在深入解析当代人审美心理、努力回避审美疲劳这样一个基本追求上。应当说，“破界”于当今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思潮，许多有追求的艺术家，都在努力突破固有的设定和限制，去体验世界的丰富性，寻求艺术的可能性。本年度“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一部来自英国的舞蹈作品《舞经》让我们看到了艺术家的这种勇气和信念。
伦敦沙德勒之井剧院制作的《舞经》，由编舞家彻卡欧、雕塑家葛姆雷以及19名中国少林寺武僧共同打造。从形式到内涵都充满了独特性。作品表现了西方艺术家对神秘中国文化的好奇和探索，也形成了独特的理解——“禅定抚平心灵，功夫镇定身躯”，作品努力要呈现其中的对立统一，平衡心灵和物质之间似乎永远也不可调和的争端。舞台由12个大型木箱作为主要道具，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作品从结构、建筑、生物、心理、物理空间等方面提供了哲学思考，在生物生存和进化上也提出了符合自然法则的命题。西洋乐、打击乐与中国武僧的表演之间不仅没有违和感，还形成了意想不到的质感。这是一部有趣味、有追求、有现代意识并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作品。这部国际化特征比较明显的作品，先后在33个国家的88个城市作巡回演出，观众达到25万人次，在票房和评论界都大获成功。有中国观众认为，《舞经》对舞蹈本体的追求尚有不足，“本质上更像一场行为艺术”。客观说，编导彻卡欧确实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将中国武术“提纯”，作为元素融入舞蹈；或是勇敢地保留中国武术最本质的形态，鼓励观众去接纳这种破界的肢体语言，适应其独特的表达。我认为，两种选择没有对、错，既然编导选择的是后者，就应该尊重这种选择。客观说，这种“通过不同文化的表面去发现共通之处”的“破界”意识是很有价值的，它引领我们去发现更为丰富的艺术世界，思考源与流的艺术母题。
具有“破界”意识、富有独特创意的舞蹈演出，通常伴随着观众的热议，例如意大利“零重力”的《达·芬奇》从科技层面所做的探索；以色列LEV舞团《爱的两部曲》向我们进一步阐释了精神与肉体的关联和抵牾，都形成了一定的话题。话题的出现非常好，它是艺术与现实的沟通，与当代人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能帮助我们思考，促使我们以理性的姿态，通过一个“窗口”去观察世界艺术的潮流，品鉴这道变幻无穷的风景。
高品质舞蹈演出，为上海舞蹈创作、人才集聚、观念提升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中外经典始终是被追捧看好的舞蹈演出。2019年，巴黎歌剧院努里耶夫版的《天鹅湖》以及该剧院明星阵容的《舞夜巴黎》、捷克国家芭蕾舞团的《舞姬》、艾夫曼芭蕾舞团《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演出都带来了一波波观舞热潮，也为上海观众拓展国际视野、提高舞蹈鉴赏水平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荷兰国家芭蕾舞团的《大师颂》，以独特的芭蕾风格，让观众领略了典范之作历久弥新的魅力。演出由编舞大师汉斯·范·曼伦创作于不同时期的四个作品组成，被视为“新古典主义芭蕾”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大师级”的曼伦以其对音乐的深度解读来引导作品的结构，使之相得益彰，高度融合；舞蹈本体则充满个性化特征，无论是情绪性作品，还是戏剧化作品，在语汇的运用上挥洒自如又十分节制。他的作品之一《贝多芬第29号交响曲柔板》对芭蕾极慢运动的探索有很高的美学追求，观众说，看这部作品“就像在慢慢缠绕一只绒线球，让人沉静，给人以温暖。”“仿佛在推动一只木轮，当你停下时，它依然在缓缓转动。”另一作品《欢喜冤家》则以鲜明而独特表演，向观众展现了一段诙谐幽默的 “爱情博弈”。曼伦以鲜见的 “舞蹈小品”的形式，把充满挑衅又不失爱意的生活细节描摹得生动而富有情趣，让观众获得了一次充满新鲜感的观舞体验。曼伦的作品大多诞生于上个世纪，历经数十年，今天的观众依然能从其作品中体味到理性脱俗的风格，去感受什么是“看得见的音符”的舞蹈。
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经由威尔第改编为歌剧后，在世界舞台上久演不衰。上世纪七十年代芭蕾舞剧《茶花女》诞生，被誉为“戏剧芭蕾”的典范之作。160余年来，歌剧、芭蕾舞剧各种版本的《茶花女》相继问世，显示了戏剧较之小说本身具有更为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此次，上海芭蕾舞团创排的《茶花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芭蕾”日趋成熟，而“上海芭蕾”正以自身的发展和足够的自信，吸引着来自的世界目光。今年11月 “上芭版”《茶花女》正式首演，很快收获了业内以及观众的好评。对于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成为这部剧突出的亮点——阿尔芒的父亲前来劝告玛格丽特放弃爱情的情节充满戏剧性，编导准确运用了“戏剧芭蕾”手段，将剧中这段“对白式”的双人舞处理得丝丝入扣，情绪的表达层层递进，准确而清晰。观众似乎听到了玛格丽特倔强而哀怨地乞怜，看到羸弱的身躯为爱所做出的灵魂挣扎，不禁为之动容，忘记了这一切都是通过肢体传递出来。全剧的结尾部分显得格外洗练，更接近现代芭蕾的创作理念——悲情与浪漫，虚幻与现实、失落与向往、追忆与无奈，种种复杂情感通过男女主人公大段双人舞作了淋漓酣畅的表达，使凄婉悲凉的结局渗透出一丝温暖的微光，而这一点正是“上芭版”《茶花女》最富创意之处，其中所蕴含的东方美学将使它有别于诸多其他版本。
本年度西班牙国家舞蹈团带来的《卡门》不再是弗拉明戈风格，而是全新理念的现代舞。这个舞风独特、演员训练有素的舞团，将一部本土题材的舞剧演绎得激情四射。然而，由于上半场剧情推进过快，男主人公何塞开枪刺杀情敌的处理过于极端，致使下半场无论情节还是手段都不具有超越的可能，不足以将观众的观演热情维持到剧终。卡门幻想三人家庭美满生活的段落，则明显从原作风格和人物特性上走脱，令人颇为遗憾。改编文学名著是舞蹈的传统，同时也是一场挑战，面对文学这片沃土，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勤于耕耘，也需要悉心呵护。
一大批高品质的舞蹈演出，为上海舞蹈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仅以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为例，2019年上演的各类舞蹈作品约在250部左右，其中20%为引进的国外舞蹈团体的表演。丰富多元的舞蹈演出不仅为舞蹈观众提供了文化滋养，也为上海舞蹈创作、人才集聚、观念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