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文君

　　我投身儿童文学事业时间不算长，40年左右，比起一些前辈差很多。为何能坚持40年，是因为儿童文学是孩子寻找美、寻找幸福的百科全书。何况，儿童文学作家这个职业大有乐趣——忠于独创，能够写出东方情怀和有意思的文本，并且看着出版社将它们变成活泼的书。不过，更有一种无形的责任，以及对文学的痴迷和热爱，推动我在文学艺术上不断超越自我。努力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跋山涉水的、向往写出精品力作的作家，往往都是扎扎实实爬格子的人，而不是跳格子。

　　从1982年起，我出版了70多本书，获各种奖也有80余次，虽然现在写作主要用电脑了，但在我心里，还是愿意把写作叫“爬格子”。我最向往的生活是爬一辈子格子，所拥有的是笔、深度的眼镜、清贫的生活、一屋子书，以及对于写作的爱和勇气。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市场向好，不少作家脱贫了。但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风气也有些功利化。这时候，作家自身的坚守就显得很重要，要呵护美好的姿态，维护独有的价值，在多元文化时代的选择中，保持高雅的追求和内心的宁静。

　　关于儿童文学是儿童重要还是文学重要，这个争论从来没有结束过。我想，其实两者都举足轻重。一个作家的造化不是单一的，取决于作家对艺术的态度，取决于心灵家园是否丰富，艺术的造诣能否进步。而作为儿童文学作家，除了要具备种种文学的创造能力、叙事能力、价值判断、美感、语言魅力等，还要有对儿童叙说的举重若轻的能力，要有一个大有难度的综合能力。我希望因为内心强烈的创作冲动而去爬格子，我在今年出版的《云三彩》就是这样一部慢慢积累而成的儿童文学作品。

　　20多年前，我就已对“外来的女孩”这一题材产生浓厚兴趣，我想要表达的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城镇化对于女性的解放。因此，《云三彩》的故事着重展现小女孩李三彩的个人解放和心灵开放。城镇化的过程必然涉及人的迁徙，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迁徙到充满隔膜和距离感的都市空间，乡村社会结构和生活环境，比如多数农村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对于女性的身体和心灵，在观念上都有着一定的束缚，而城镇化的迁徙对于女性来说，就像是从潘多拉魔盒里被释放出来一样。

　　书写儿童，要根植于儿童的心灵世界，视角和审美更要根植于社会、人性，探讨无限的可能性。《云三彩》里的小女孩李三彩初到上海时，在学校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而在家庭中，她的父母将一腔热忱都倾注在了弟弟身上，她缺少父母之爱和朋友之爱。在上海这个形形色色、你来我往的都市空间中，三彩与爸爸、妈妈和弟弟之间的隔膜，与同学、老师和社会的隔膜，促使她的内心世界产生了质的变化。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村社会空间中，三彩带有“女侠”的个性和特质，有着对于自我身份的明晰认定，但她在上海作为一个外来者，面对社会的转型，城市中的现代生活，现代服务业的兴起，必须要融入城市、理解城市，因此三彩进入城市空间以后需要做出许多改变。

　　上海到底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花了较多的功夫，我曾经在面对每一位采访对象时抛出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次从家乡来到上海，什么感受让你最为深刻？”我记得很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饮食，有人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传说中的豆浆、油条，有人说第一次到上海吃的是进口的橡皮糖，也有人说在上海第一次吃蛋黄不烧熟、可以用吸管吸食的煎蛋，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生活方式突然间变得洋气了。我还曾经到过一位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的女性家中采访，从外表上看，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上海化的东北女性，无论是她的上海话，还是做事、穿着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风格。直到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她在家做了一盆“乱炖”，突然意识到她虽然想融入上海，但是内在的基因还是更喜欢自己家乡的饭菜。人不可能完全脱胎换骨，也不需要脱胎换骨，一样也可以融入这个城市，这就是上海。

　　我曾收到过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位从外地到上海上大学的男孩子刚到上海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对上海很熟悉，原因是他当年看过我写的“贾里”系列里面的一本书《小鬼鲁智胜》，这本书里虽然没有刻意去描述上海的风土人情，却让他从中感受到了上海的风情和社会各方面。

　　回想起来，图画书文本《我是花木兰》也是根植于童年，显现社会新形态和传统文化力量共存的社会。它讲述了一个女孩成长的故事，这种东方审美的作品此前被很多人诠释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为了精准把握当代儿童的审美视角和语言叙述，其间，我找了100个孩子，请他们说说心目中的花木兰。在我选择用什么艺术形式表现花木兰的时候，一个新鲜的念头冒出来，能不能让1000多年前的花木兰和现在的孩子对话，用新颖的双重视角，双线叙事。

　　有了当代儿童的视角和审美，还必须有历史视角、文学陈述和艺术造诣，要忠于当年的社会风情和文化关联。为此，我去了荒漠、古战场、山川，体验花木兰上战场的感受。去甘肃、河南的一些地方，从不断挖掘出来的铁甲、兵刀、长矛中，推断出古战场当时的场景。在那无限空旷的地方，看飞鸟的影子、浮动的云彩，并将这一切升华为文化想象。

　　北魏时期的民风是比较开放和彪悍的，花木兰家乡的妇女都会骑马、射猎。为了探索花木兰的特质和天性，我还尝试从富有特色的地方戏着手。公认的花木兰故里——河南商丘虞城县一带所唱的豫剧和常香玉老师唱的豫剧不同，是豫东调，吸收了大量的山东梆子唱腔加以融合。听着豫东派马金凤老师的演唱，行腔洗练、轻盈明快、俏丽活泼、字多腔少，在其代表剧目《花枪缘》中有显著表现。我从这些声音里推想出花木兰的面貌，还有干练的口音和嗓音。

　　《我是花木兰》用了一个双重的构架，既有古老故事的叙述，也有当代女孩的心语。文本最后的一些文字是文本的魂：一起从军的铁哥们儿来看她，花木兰悄悄避开，嘱咐弟弟陪他们玩。铁哥们儿未必知道，久战沙场，军功累累的“木兰兄弟”，是个女孩。而在另一条线，当代的小女孩对性别又有不同的认定，从中感悟时代的变迁和进步。

　　最近得知，《我是花木兰》即将在美国、日本、英国出版，我感到自豪。

　　作品的写作过程是心灵开放的过程。爬格子是忠于独创的，严谨而艰难，也是坚持自我、探索写作的无限可能性的过程，让一种勃勃燃烧的精神内力永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