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闫汇芳

　　去过王府井大街的人都知道，中国照相馆的店外橱窗是王府井的一景，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不久前，中国照相馆迎来了82岁生日。82年来，中国照相馆用镜头记录着人们最真实的时光、收藏着人们的欢笑与感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来到中国照相馆，共同谱写着一本时光相册，谱写着时光里永恒不变的爱。

　　从上海到北京

　　1937年，中国照相馆在上海创立。1956年7月，为响应“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中国照相馆19位职工从上海来到北京，落脚于王府井大街南口，开启了服务首都的新历程。迁京几天后恰逢国庆节，中国照相馆的生意非常火爆。每天凌晨四五点钟便有人开始排队，等着照相馆八点开门时取号。即使下午三点就停止发号，照相馆每天也要忙到晚上十点多才能收工。

　　迁京仅一个月的中国照相馆迎来的一位贵客，成就了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就是后来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上的《周恩来总理标准像》。此后几年，中国照相馆先后为刘少奇、朱德等拍摄标准像，被人们称为“那家专门为伟人拍照的国字头照相馆”。

　　1988年国庆节过后，中国照相馆迁入王府井大街307号新大楼，店面有八层之多，分别为照相器材销售、各种影室、彩色暗房、工艺车间等。1999年，趁着“国际老人年”的时机，中国照相馆成立外拍小分队，为离休老干部们免费照相；之后又安排数辆外照服务“直通车”，走街串巷，在不少城市和农村都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同年9月，改造后的王府井大街重新开街，中国照相馆和其他老字号统一迁入路东集中开户。如今，中国照相馆从业人员145人，年收入近9000万元，年利润3000余万元，均达到历史的巅峰。

　　一年一次的回头客

　　“下巴颏撑着点、微笑、先生您转点儿身……”中国照相馆王府井店第二影室里，摄影师邢鹏飞和搭档陈燕楠正在给嘟嘟一家七口拍摄全家福。陈燕楠换背景的时候，邢鹏飞就上前帮顾客调整拍照姿势。两人配合十分默契，十几分钟时间，一套全家福便拍完了。嘟嘟一家一早从昌平赶来，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拍上。他们等的时候不算长，节假日通常得排三个小时才能拍上，摄影师经常忙得没空吃午饭。嘟嘟一家刚出门，林女士一家三口就进来了。同样，也是先给孩子拍大头照，再拍一套全家福。“从我家儿子的周岁照开始，每年生日都会来拍一张，今年已经第12年了。”林女士说。

　　在中国照相馆王府井店三楼楼梯旁的橱窗里，一共悬挂着14张带有中国照相馆不同年代标款的照片，记录了王起洪、吴文霞夫妇风雨同舟的爱情，也见证了中国照相馆的发展史。两人自1946年在上海的中国照相馆拍了第一张订婚照开始，就和中国照相馆结下不解之缘。1955年，王起洪、吴文霞所在单位迁至北京，与第二年迁京的中国照相馆在北京再续前缘。从1956年开始，两人几乎每年都会去拍一次：1997年的金婚照、2007年的钻石婚照、2017年的结婚70周年纪念照及子孙满堂的全家福……都是在中国照相馆拍摄的。

　　记录的意义永不变

　　在北京南四环的一幢民居里，盖一方、李正琴夫妇正在自家院子里照看花草。两人是北京市服务学校摄影专业的同班同学，1964年毕业后又一同分到中国照相馆着色组工作。

　　在李正琴看来，“基本功+实践”是做好照片上色的基本要求。“就像我们院子里种的葫芦，刚长出来时是什么颜色，慢慢变黄后，受光面是什么颜色，在地面上的反光面又是什么颜色，这些都需要生活的积累。”李正琴边说边从电视柜里拿出她之前的上色作品，并随手掏出一张儿童大头照，“拿这张说啊，这是高光部分，这是过渡的中间调，这里有个转折面，这里还有一个反射面。别看只是一个小脸蛋，把这些层次都表现出来，才能得到一张比较有艺术感的照片。”

　　着色组活儿最多的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末，为保证按时交件，20多名上色技师按照工序分工，进行流水线工作，打底、上背景颜色、擦边……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照片上色的工作，李正琴一干就是30多年，既见证了手工着色最辉煌的时刻，也经历了黯淡的过程。1984年，中国照相馆正式增添了彩色照相，使着色组业务遭受巨大冲击。1997年李正琴退休时，着色组仅剩一人。再后来，如顾客提供需要上色的照片，照相馆便利用电脑软件进行上色。

　　2002年，中国照相馆转为民营企业，改制后的中国照相馆开启了从胶片到数字技术的过渡，先后添置意大利宝丽激光扩放机、大型宝丽激光数码设备。2004年9月，经技术培训后，中国照相馆全面应用数码拍照。自此，立下汗马功劳的“沪籍”木质老座机光荣退休，随之代替的是尼康、富士、玛米亚、佳能等数码相机。

　　但是，技术在变，记录的意义却永远都不会变。“在真实的基础上拍好看，是我们要做的，30岁就该有30岁的样子，40岁就该有40岁的样子。照片是越来越沉的，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当初拍的照片，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记录的意义。”盖一方感叹道。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