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基本自给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石油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开发建设了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和青海冷湖油田及四川油、气田，扩大了玉门油田，初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在东北、华北、西南等几个大盆地进行的区域勘探取得新的进展。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万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达到40.6%。
6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和巨大压力，大庆石油会战就是在这个时期打响的。经过3年多的奋战，到1963年，我国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建设了大庆油田，形成了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对实现石油产品基本自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64年1月21日，石油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要在天津以南、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组织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在山东建成的胜利油田、在天津建成的大港油田都开始出油。华北石油会战打开了渤海湾地区的勘探局面，在中国东部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石油生产基地。
经过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底，中国原油产量达到1131万吨，实现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实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两弹一星”
建功勋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我国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上空闪过一道强烈亮光，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当晚，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协同攻关，大大加速了“两弹一星”研制进程。原子弹研制率先于1964年实现突破。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爆炸，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1970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两弹一星”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初绘现代化蓝图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四化”，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反复思考，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从此，实现“四化”成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四化”目标和两步走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懈奋斗，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提出“三步走”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和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阔步前进。
“愚公移山，
改造中国”
“愚公移山”，是一个在中国流传几千年的寓言故事。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读到一份讲述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通过整治土地、兴修水利、科学种田，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全村面貌焕然一新的报告，挥笔写下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语。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为这个伟大精神所感召，中国人民抒写了无数重整山河的壮丽诗篇。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开凿红旗渠、重新安排山河的壮举，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太行山麓海拔1000多米的山区。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大寨人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苦干、实干、拼命干，从1953年开始，用五年时间，改造了全村七条大沟，把深沟变成了良田，被誉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1962年，在全国大灾和严重困难的年景下，大寨粮食亩产高出同县平均产量530斤。
河南省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自古以来就严重干旱缺水。林县人民在县委带领下，大胆设想引漳河水入林县，“重新安排林县山河”。1960年初，3.7万名林县群众开始向太行山开战。经过五年苦战，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通水。随后用了七八年时间，进行支渠配套、总干渠加高加固，直至1974年8月，红旗渠全部竣工。红旗渠被誉为“人造天河”，至今仍发挥着积极效益。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开始
1966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从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1976年10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1971年9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中非友谊的丰碑
有这样一条铁路，它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中央省的卡皮里姆博希，越过“地球的伤疤”——东非大裂谷，全长1860.5公里。这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大干线叫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丰碑。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在上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浪潮中新独立的国家。但是，由于一些国家的封锁，这两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大困难。因此，坦、赞两国领导人向世界有关国家请求援建一条连接两国的铁路。
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刘少奇和周恩来在与尼雷尔会谈时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帮助修建一条由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毛泽东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建这条铁路。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时，与中国商定了修建坦赞铁路的相关事宜。同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协定规定：中国提供无息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贷款，并派专家对这条铁路进行修建、管理、维修，培训技术人员。
1968年5月，中国派出勘探人员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开始进行全线勘测设计。坦赞铁路于1975年10月试办运营，1976年5月完成了全线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配套等工作。卡翁达总统后来说：坦赞铁路是“我们与中国友谊和团结的纪念碑”。
扬子江上架钢虹
1927年，国外某桥梁专家在南京实地勘察后，留下一句话：在南京造桥，不可能。然而1968年，就是在这个“不可能”的地方，一座用我国自己研制的特种钢材建造的大桥，建成通车。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经历了10年时间。1958年11月，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成立。1960年1月，大桥主体工程江心桥墩正式开工。工程技术人员潜入水下60多米，进行水下电焊和切割。到1966年4月，江中9个桥墩已全部造出水面。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最严重的时候，大桥的建设仍加紧进行。1968年，大桥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建设者全力以赴，全市人民热情援助。
当年的施工队长宋培起说：“冬天，在空旷的江面上，寒风凛冽，手摸钢铁能粘掉一层皮，一天下来，常常手指都无法伸展。夏天，混凝工人仍必须每天闷在严密的模型板和钢盘中间，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模板里面不通风，温度要比外面高出10摄氏度。一天下来，他们的衣服上就结了厚厚的一层盐霜……”大桥建设者们大兴勤俭节约之风，划线工“量体裁衣”，节约钢材；钢筋工精打细算，不浪费一根钢筋；电焊工连用剩下的一寸长的焊头也舍不得丢掉。
1968年9月30日，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同年12月29日，公路桥建成通车。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长4588米，铁路桥长6772米，是当时中国最大、桥梁技术最复杂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建桥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所创造的大量新工艺、新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据新华社电）
制图：张丹峰
《 人民日报 》（ 2019年12月03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