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作者：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史学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但渊源甚早，而且各类史籍卷帙浩瀚，相较于世界各地其他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史学的发达堪称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
“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将其视为传承文明的载体、提供经验教训的宝库。历代史籍体现着中国人对于各种社会实践的记录与思考，历史故实往往影响后世的政治行为，甚至成为制度与政策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在《中华文明的经脉》一书里，姜义华教授延续了出版于2012年的《中华文明的根柢》一书中的基本思路，从宏观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入思考中华文明为什么是有机的整体、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中华文明的实践体系、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等具有重要历史与现实意义的问题，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丰赡翔实的中华文明整体画卷，提供了许多值得史学工作者进行进一步细致探讨的重要课题。
历史联通古今中外
中国共产党人向来十分重视历史。毛泽东强调：“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他还主张：“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今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世界局势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历史研究中，需要加强对中华文明渊源流变的细致梳理，探讨中华文明的优秀内涵，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资源；还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分析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变局与挑战，叙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历程；更需要从中华文明的视角出发审视现代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经验，同时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为理论视角阐释、评价、归纳中华文明，用历史叙事的方式把古与今、传统与革命、中国与世界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与此同时，还必须注意，在当代的史学研究中存在着许多值得警惕的思潮与范式。比如，一些历史论著借由强调所谓“地方性”“边疆性”刻意否定中华文明的整体性与延续性，甚至声称中国历代典籍中对于国家统一的向往是“不真实”的话语建构。又比如，一些论著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时，认为地主士绅阶层乃“社会自发形成”的“地方领袖”，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刻意抹杀其剥削性与压迫性。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些论著用书写历史的方式否定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过程、否定中国革命、否定近代以来广大中国人民对于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强烈期盼，同时美化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殖民。对于这些思潮与范式，需要用理论批评与历史叙事进行回应。
针对当前史学研究，姜义华在《中华文明的经脉》中明确指出：“回头看我们今天历史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恰恰忽视了对自己的历史的充分重视和独立自主的研究，缺乏以自我为主体，实事求是地从根本上进行研究、总结和概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就要打破长时间以来历史科学研究的现状，特别是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发展观，反对当年极为强势的文化殖民主义对中国历史的污名化话语构建、理论建构，真正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历史观。”
充分理解历史遗产
从史学研究的现状出发，《中华文明的经脉》揭示了不少思考中华文明演进脉络的关键点。
在近代西方的政治话语里，往往把历史悠久、疆域广袤、人口众多的中国视为“专制”“落后”的象征，认为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落伍者。这种学说在近代经由日本传入中国，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中国衰弱现状的担忧，也受此论述裹挟，开始在各种言说中把中国的大一统格局污名化，否定它对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贡献。
《中华文明的经脉》强调，理解中华文明，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政治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柢”，它是整个文明体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诉求与重要支柱。以中华文明的演进为视角，“人从来不是完全孤立的、原子化的存在，只有在族群、国家、文明这样一些命运共同体中，他们方才能够成为真正现实的存在”。就国家而言，它“源于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的命运共同体，其中一部分是基于不同利益长期互相博弈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一部分是基于不同利益互惠互补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中华文明为什么可以这样，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中国一直有着一个大一统的传统，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源，也是了解中华文明为什么有这样强大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此为起点，我们可以在历史研究中详细考察维系大一统格局的经济基础、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
想要充分理解中华文明，必须注意到它的基本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生的伦理价值观。而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反思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冲击极大的近代资本主义思潮。
《中华文明的经脉》十分准确地指出：“欧洲个人本位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的集中与集聚，它们之间激烈的相互竞争，尤其是资本与劳动力的对立，使人们不可能真正相互平等，更不可能具有同样的自由”。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人主义诉求、把人与人之间的所由关系想象为经济契约式的关系，其实是对社会组织与人伦关系的极大破坏。相较之下，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个人、家庭与国家高度同构化，形成不可分割的“家国共同体”。“任何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到衰老再到去世，都是由家庭而逐步递升至国家这一社会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存在只能依附于这一家国共同体”。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家国共同体的价值远远高于并永远优先于个人价值，个人价值只有通过家国共同体才能得到真正实现。这种价值理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伦理”，它强调个体对于共同体的巨大责任。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之所以能够在近代衰微之际仍有众多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不懈奋斗，甚至牺牲生命，归根结底，就是这样的“责任伦理”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身上不断得到继承发扬。
从长期历史演进而形成的基本国情出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大量复杂且细致的改造与更新，这是近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华文明意义重大。
《中华文明的经脉》强调，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而言，“要理直气壮地正面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一个世纪奋斗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成功结合起来，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的伟大践行者”。这一历史过程，既包括了在社会主义理想下，发扬传统“责任伦理”的精髓，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又包括了充分动员起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创造性地将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开辟出一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还包括了继承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选贤与能”等古典政治理想在国家制度建设与社会基层社会治理中体现出来。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这不但是一个历史过程，更是我们今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思想理论话语的宝贵遗产。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2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