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上的人性光芒

——从电影《撞死了一只羊》说开去　　

　　作者：茂戈

　　我之所以要在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下线很久之后才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并不想去蹭这部电影的热度。我在这篇文章里想说的，或许与这部电影无关。在我看来，作为一部小众的文艺片，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是拍得非常不错的。万玛才旦紧紧抓住人性，将人面对一只羊的死亡以及面对一个杀父仇人之间的故事娓娓道来，结局令人感慨、深思。这部电影或将成为万玛才旦导演生涯的经典之作。

　　在我看来，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之所以拍得如此之好，是因为有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作为基础。虽然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取材于万玛才旦的《撞死了一只羊》和次仁罗布《杀手》两个短篇小说。但没有短篇小说《杀手》，也就不可能有如此经典的电影。对于次仁罗布的小说，我爱《杀手》的程度超过了他获得鲁奖的《放生羊》。次仁罗布写的小说并不是很多，但在我看来，《杀手》是他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度，他将笔触深入到自己最熟悉的民族，将藏民族的人性刻画得入木三分，在藏族文学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杀手》讲述了一名康巴杀手寻找杀父仇人整整十三年的故事，他像一个乞丐，走遍了整个西藏。从他坐上“我”的货车开始，作为杀手的“恶”就暴露出来了，“我”问康巴杀手去干什么？康巴杀手直言说：“去杀人。”“我”说：“你真幽默”时，康巴杀手把掉落到额头上的几根头发用手指塞进头发里，目光盯着前方说：“你不相信，那我也没有办法。”这样的细节描写，次仁罗布觉得还不够，为进一步突出康巴杀手人性的“恶”，他又写道：康巴杀手咬牙切齿地说：“我都可以耐着性子等十多年，还计较这短短的半天一天时间？”接着，次仁罗布又写道：康巴杀手在山后磨刀，这是杀手要准备杀人了！非常有意思的是，次仁罗布对“磨刀”这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淡然处理，将大量的笔墨用在“羊倌”身上。这是次仁罗布创作的高明之处——以虚写实，让我们从羊倌“无意义”的讲述中，再次读到康巴杀手人性的“恶”。遗憾的是，万玛才旦在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中，将这个细节处理掉了。十六年前杀害他父亲的仇人玛扎找到了，刀也磨好了，康巴杀手最终却没有杀掉杀父仇人。为什么？因为康巴杀手人性的“善”。

　　次仁罗布在处理康巴杀手“善”的细节上，用了两次“流泪”：第一次流泪，是康巴杀手在茶馆里听到杀父仇人玛扎的准确消息后，“眼里突然淌出泪水，哭了起来……他说：“终于寻到了！”康巴杀手的“流泪”并不仅仅是因为十三年的寻找而激动，还因为他人性中的“善”——杀手也会流泪。有了第一次“流泪”作为铺垫，康巴杀手的第二次“流泪”就是面对杀父仇人玛扎了。这个细节，次仁罗布仍是“以虚写实”的手法，以“我”的身份再现康巴杀手“流泪”场景的：先是陪同父亲玛扎到寺庙转经的一个四岁小男孩子回来了，康巴杀手一定像“我”一样，感到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呼吸急促起来。接着，玛扎“上场”了，这人身子已经弯曲，头发有些花白，额头上深深浅浅地布满了皱纹。原来，玛扎自从杀了康巴人的父亲后，一直处于自我赎罪之中，才五十多岁，却已经很显老了；每天到寺庙转轻，还带着自己的儿子……面对这样的场景，再一次深深地触动了康巴杀手人性中的“善”。

　　于是，他坐了一会后，哭着走了。我之所以大篇幅地解读《杀手》，就是要告诉大家，《杀手》向我们呈现了真实的藏民族，即人性的“恶”与“善”。而在现实生活中，藏族人性的“恶”与“善”是非常鲜明的。藏族人牛高马大、敢做敢为，如与他有仇、有恶，即使天涯海角，即使十年二十年，也要找到你“报仇”——如短篇小说《杀手》的那个康巴人。但是，如果藏族人对你好，他们会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又比如那些三步一磕头、千里迢迢到拉萨、冈仁波齐的朝圣者，还有在大昭寺磕长头的信徒，他们这样做，大多是为了祈求上天风调雨顺、世界和平。这种坚定的信仰让我们看到他们心中的“善”。再回到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上来。次仁罗布如果写到“我”走出玛扎的杂货馆，这篇小说也完全可以结尾了，也可以成为一篇关于藏民族人性的好小说。但是，次仁罗布之所以能成为优秀的作家，他觉得仅仅写出“真实的人性”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性的救赎”。玛扎曾经是一名杀手，他需要救赎！他在十六年前杀害了康巴人的父亲，这是“恶”。但自从杀人后，玛扎一直处于被救赎的边缘，并为此付出了代价：“身子弯曲”“头发花白”“额头上深深浅浅地布满了皱纹”……见到陌生人，便以为是来寻仇的，“身子向后倾斜，眼睛睁得如同一枚银圆，口吃地问道：“你、你、你是、是……”脸一片铁青，嘴唇抖动。

　　玛扎知道，他杀了人，这可不是杀了一只羊那么简单！于是，他每天带着儿子去寺庙转经，去赎罪！康巴杀手是被自我救赎的，曾经的杀手玛扎是被“我”（也可以说是作者次仁罗布）救赎的。这是人性的救赎，是次仁罗布挖掘藏民族人性的一次大胆尝试。次仁罗布的作品如《朝圣者》《阿米日嘎》《神授》《绿度母》等，包括他获得鲁奖的作品《放生羊》，在藏民族人性的“挖掘”上，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说到藏民族文学的小说创作，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扎西达娃。尽管扎西达娃这十多年来再没有创作小说，但他仍是藏民族文学小说创作的一面旗帜，不管藏民族文学的小说创作如何发展，“旗帜”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在扎西达娃之前，藏族文学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扎西达娃不仅写出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而且是西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魔幻现实主义”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在拉丁美洲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流派。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学流派陆续被介绍到西藏，而藏族文学唯独对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拍即合。并逐渐形成了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的独特风格。扎西达娃的作品如《系在皮扣绳上的魂》和《西藏，隐秘岁月》等等，至今读来，仍可堪称名篇名作。《西藏文学》于1985年第6期推出“魔幻小说特辑”，刊发了《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幻鸣》《没上油彩的画布》《巴戈的传说》等小说，显示了西藏新小说创作蓬勃发展的势头，引起国内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扎西达娃和次仁罗布，两人的小说风格是不同的。扎西达娃的小说，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西藏；次仁罗布的小说，则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藏民族。说直白点，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老一代藏族作家，写的是西藏这片土地；以次仁罗布为代表的新一代藏族作家，写的则是西藏这片土地上的人。最后再回到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上来。电影出来后，我专门搜索了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来看，就这个短篇，是不够拍电影的素材的，但万玛才旦是有慧眼的，当他看到次仁罗布的《杀手》，一下子就找到了这部电影的魂！作为藏族的他，也是善于讲藏族故事的。他让两篇小说的细节以电影的方式互补，通过对藏民族人性的挖掘，唤醒、照亮、激活藏民族生命体验中的感知和记忆，让藏民族发现自己或自己的“另一部分”。

　　西藏是一个宝藏，等待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藏民族作家去发现、去挖掘、去提炼。文学即人学，我们有理由期待，以次仁罗布为代表的藏族作家，一定会沿着他们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中既保持藏民族的属性，又实现藏民族的责任，写出真正属于藏民族的文学作品。（茂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