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惠庆

　　“恭喜您！夫人给您生了一位千金。”医院妇产科的来电，让正准备写一幅草书的书法家大喜过望，手里揉作一团的废纸竟然丢进了盛满清水的玻璃杯。仰天大笑之余，女儿的小名有了，就叫“纸团儿”！

　　纸团儿，大名汪可逾，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牵风记》里的女主角。她就像一枝烽火中肆意绽放的白百合，纯净又傲然。她散发的淡淡清香，又让我生出隐约的哀痛。

　　《牵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却在19岁时不幸牺牲的壮烈故事。读前，以为小说里会出现一个个壮烈的战斗场景与勇猛、顽强的英雄形象，但深读下去，它完全颠覆了我对军旅题材小说的惯有思维。

　　小说按部队战略进程的时间顺序展开，笔墨重点却非战火硝烟，而是指战员、参谋、警卫兵三个人物与一匹马和一把古琴的故事。故事前半程，用白描写实手法把人物一一呈现，读来自然流畅。故事后半程，则采用梦幻般的写作手法，大胆想象，传奇书写，使小说获得饱满的诗意和浪漫气息。虚实相合、素描与彩绘相融，读来让人滋生荡气回肠、欲罢不能之感。

　　如果没有大量真实的战争年代经历，没有可信而绵密的细节铺陈，是不可能编织与还原小说里战火纷飞中那些具体的人与他们之间的故事的。脱离了那个背景下的生活基础，那些如诗般的语言、浪漫的意境，都可能化成矫情。《牵风记》正是徐怀中这位挺进大别山的亲历者，在战争、战场、战火生活中，获得大量积累后，将一个个生活元素剥茧抽丝，织成了一番充满人性本真、灵动的生命气象，呈现给读者。

　　徐怀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应该放开手脚来完成我最后的一记。”他问记者，读到“放开手脚”的那些片段时，有没有陷入意乱情迷中。在我看来，小说在“黄河七月桃花汛”两章，确有一段“放开手脚”的描述。

　　野战军强渡黄河后，接到再渡黄河北返的命令，由汪可逾参谋任船长，优先运送支前女民工过河。浪高风急，为安全过河，汪参谋命令，所有女民工脱光衣服，万一船翻人落水后，能保留一线活命的希望。

　　女民工跳脚，坚决不干。汪参谋这位不到20岁的未婚女军人身先士卒，默默解开纽扣，一丝不挂，泰然自若站立船头。女民工们震惊之余，深受感染。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女军人，豁出尚未出阁的女孩子脸面，在那个时代等于舍出了青春甚至生命。

　　命令得以全面执行，所有女民工裸身，岸上不同方向射来异性目光。至此，笔者确认，读了“放开手脚”的片段，但丝毫没有因“放开手脚”的场面而产生冲动与窃喜，所有的，只是无言的敬意！

　　如果说，抱着古琴出现在战场上的北平女学生汪可逾，单纯、干净、执着、没有心眼，像一股清流，那么，小说另一个人物警卫兵曹水儿，则是一个成长型的形象。他出身农民，没有文化，还时常拈花惹草。按常理，他不会欣赏汪可逾这类小知识分子，最可能的是将汪作为猎色对象而已。但在作家笔下，汪可逾的纯真、坦然与大气，对曹水儿产生了“净化”作用。曹水儿警告自己，绝对不许招惹她！一个指头尖也不许碰她！于是，这个“牵马的”警卫兵为帮助小汪完成上马动作，绝不采用“托着臀部送她一下”的举动，而是蹲下身去，摆出马步，让小汪踩着他的膝头上了马。

　　汪可逾和曹水儿为逃避敌人追捕，孤男寡女在溶洞中躲藏了两个月，遭遇饥饿、袭击、伤病、绝望、死亡等一系列艰难惨痛的过程。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汪参谋与被她称为“我的好兄弟”的曹水儿，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疼痛、害怕、恐惧、孤寂与伤感，在古琴悠长的旋律与老军马幽远的嘶鸣声里，保持着兄妹般的纯洁感情和探究自然之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守着永恒的忠诚和情谊。

　　故事的第三个人物，指战员齐竞是野战军最有文化、最懂艺术、提拔最快的干部。他因古琴曲《高山流水》而认识汪可逾，心生爱慕，惺惺相惜，志在必得。然而，当小汪被俘救回，他盘问小汪时嘴里吐出“初夜落红”纪念物和“锯石之后美玉自证清白”言辞，让小汪愤怒之极，撂下“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的狠话，愤然离去。

　　小说的结局，是小汪死在溶洞里，被老军马神奇般地找到并将风化不腐的遗体放进银杏树洞里。曹水儿因“强奸”保长女儿被执行枪决。齐竞找到小汪遗体，自感负罪沉重，在惶恐不安与追悔莫及中步入老年，最终为汪可逾写下《银杏碑》，吞下40多片维生素C而“安乐”离世。

　　我曾被《牵风记》书名所吸引。牵风，很唯美。全书不到20万字，读完一遍，未能悟出“牵风”何意。再读，似懂非懂。第三遍，仿佛从字里行间读出了90岁高龄作家徐怀中的创作勇气与岁月积淀后的洒脱；读出了血雨腥风的战场除了奋勇、壮烈，还需要有一股清新的和风拂过战士的脸庞，萦绕战士的心头；读出了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人世间那份柔软的情感与对美好生活的念想如风般永存。《牵风记》又何尝不是战地烽火中那一枝迎风而立的白百合！（徐惠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