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馗
1949年11月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刚刚成立不久，全国戏曲工作的领导机构——戏曲改进局，就在文化部正式设立。延续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展的戏曲改革探索工作，和20世纪上半叶戏曲改良的各种艺术实践，以及近千年来国家在礼乐制度下对于戏曲艺术的管理传统，中国戏曲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历史新阶段。
以“改戏、改人、改制”为内容的戏曲改革，聚焦于中国戏曲传统在新社会的艺术适应，将思想性与艺术性作为衡量戏曲剧目的重要准则，在整理旧剧与编创新作中，呈现出新中国对于传统艺术崭新的文化理想和功能定位；将政治觉悟和文化修养作为提升戏曲传承者的重要目标，让戏曲艺人第一次以文艺工作者、人民艺术家的身份得到尊重，呈现出新中国对于传统戏曲前所未有的人文关怀和品质升华；将制度改革和体制管理作为发展艺术团体的重要方式，让现代戏剧理念注入戏曲职业规范中，呈现出新中国对于传统戏曲根本性的国家扶持和行业转型。这一改革将时代性的书写与人民性的表达作为戏曲在新中国的文化担当，既是戏曲新旧转型的标识，也是戏曲持续发展的动力，由此让中国戏曲整个行业进入到国家管理体制中，实践着戏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政治运动、经济转型、政策收放、体制变迁、时尚更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戏曲的发展遭遇曲折、徘徊甚至停滞、后退，但是，让戏曲在与时代、与人民共相推进中持续发展，这正成为70年来贯穿于戏曲传承发展的主流导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戏曲成就，突出体现在对于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持续继承与拓展
348个活态剧种至今绵延不绝的原因，即在于各剧种大量优秀表演团体和优秀的艺术家在70年的艺术实践里，始终通过优秀剧目的传承和创作来提升剧种的艺术表现力，扩大戏曲的文化影响力，增强戏曲的舞台生命力。以“三并举”为基础的多元化创作，推动了戏曲文化多样性的艺术创作，这一宝贵的艺术经验至今让戏曲艺术在曲折变幻的时代审美中，始终居于中国文艺创作的高地。
70年的戏曲发展史实际就是戏曲稳定的传承史、创造史，各剧种在戏曲改革进程中，从剧团建设、人才培养、剧目创作、剧种维护、戏曲推广等，都积累了大量而宝贵的艺术传承和发展经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1956年昆剧《十五贯》的整理改编。被美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通过一部戏从作品整理到舞台传演，为戏曲如何复活、戏曲如何精彩，成功地提供了艺术范例。
以《十五贯》的整理创编作为标志，昆曲重新恢复艺术元气。而在近半个世纪以后，昆曲艺术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项目，以当之无愧的文化品格为人类所共享。70年里昆曲的两次文化彰显，为中国戏曲其他剧种的发展做了示范，带动了诸多剧种对剧种遗产的保护和再创造。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各剧种在继承基础上的挖掘整理改编，还是新世纪以来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进行遗产保护，都极大地适应着各个时期的要求，激活了对戏曲优秀传统的文化自信。在这个进程中，以传统剧目为载体的中国戏曲艺术库存进行了与时俱进的艺术整理，今天各剧种大量的经典保留剧目，基本上都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实现了艺术提升。梅兰芳、周信芳等各剧种艺术家，田汉、马健翎、翁偶虹、范钧宏、徐进等大批剧作家随同剧种代表院团，共同进行艺术整理，为这些经典保留剧目的当代呈现付出了艺术智慧。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整理遗产的工作中，大量剧作家用时代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对传统进行了去芜存菁、点铁成金的艺术再创造。田汉创作《白蛇传》、陈仁鉴创作《团圆之后》《春草闯堂》、昆曲保持《牡丹亭》《长生殿》等古典剧目的多元版本，都是整理改编传统戏的代表性工作。田汉在戏曲旧剧基础上，用时代观念来重新解读人物形象的特点，用戏曲特有的艺术手段表达当代人性观念；陈仁鉴在芜杂的民间故事套路里，赋予现代人性视角，用极致化的悲剧和喜剧，将原题材创作成聚焦生存与命运的现代故事；昆曲则保持古典戏曲经典的文学内容，侧重于剧作品格、舞台风格、艺术传承的经典演绎，显示出对传统的丰富解读，尤其是青春版《牡丹亭》更让昆曲成为现代时尚。京剧、莆仙戏和昆曲的整理改编成为当代剧种整理遗产做出了重要示范，也昭示着戏曲在实现传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多元路径，这也是中国戏曲千百年发展中的重要艺术规律。
新编历史剧其主体聚焦的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人物与事件，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中华民族价值观，用戏曲艺术形式来形象地回应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发展规律与思想情感。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于历史剧的创作始终与对其内涵的讨论密切相关，实践中也存在多元的创作路径，其总体创作体现出更加包容的艺术空间，即如张庚用“新编古代戏”概念，来延展这一艺术类别的内涵，以新编古装戏作为主要的舞台呈现。
新编历史剧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创作高潮，无论是立足真实历史来总结历史深层的发展规律，还是依托历史背景构设历史时空中的情感体验，都将悠远的历史情怀付诸历史人物及其故事事件中，在当代人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中，抒发历史审视中的生命触觉、人性立场。在新编历史剧的诸多优秀力作中，京剧《曹操与杨修》作为一部深度挖掘人性底色和文化底蕴的历史剧，显示了历史剧在呈现现代艺术追求方面的艺术成就，也引出了以“尚长荣三部曲”“陈少云三部曲”为代表的大批历史剧精品的打造。这些作品与京剧乃至中国戏曲其他剧种在新编古装戏中多元化的艺术创作，例如梨园戏《节妇吟》《董生与李氏》、黄梅戏《徽州女人》、豫剧《赵氏孤儿》等作品相映成趣，将戏曲现代化的进程做了深度推进。在新编历史剧创作进程中，大批有着敏锐的文化自觉和深刻的历史洞见的剧作家，在史料中寻找进入当代艺术审美的题材，郭启宏崇尚“传神史剧”，用合乎历史规律的情节结构，展示历史之神、形象之神和作者之神，形成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相互渗的戏曲场面；郑怀兴则力主尊重历史真实，在历史记载的缝隙中深掘人性幽微，展开虚构与想象，形成独树一帜的“写心”史剧。这些涌现于当代历史剧坛上的重要剧作家与70年来创作了诸多历史剧杰作的作家，共同用纵横于历史与文学的独特创作，为中国戏曲增加了现代理性，让古老的戏曲获得了当代的活力。
在70年的戏曲舞台上，现代戏最能突出展现戏曲创造性成就
现代戏不但用大量优秀剧目，成功地表现了现实生活，创造了一个个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而且用成功的创作技法，拓展了戏曲的古典体系，让众多戏曲剧种具备了表现现代生活的手段和能力，许多地方剧种由此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以来创作的沪剧《罗汉钱》《星星之火》《鸡毛飞上天》、评剧《小女婿》《刘巧儿》《金沙江畔》、眉户《梁秋燕》、吕剧《李二嫂改嫁》等，将艺术笔触深入到农民、工人、军人、妇女等社会阶层和群体，展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与情感诉求，展现新的社会观念带给中国人新的生活图景。在这些作品中，豫剧《朝阳沟》盛演一个甲子，用几代艺术家的相续传承，展现了北方农民昂扬奋进的生命精神。该剧虽然在创作和传承中，附带着强烈的时代局限，但是耳熟能详的艺术唱段与表演场面，记录了时代风貌，也用成熟的艺术方式张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理想，由此奠定了豫剧现代戏的创作风格。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河南豫剧院三团以及其他豫剧院团优秀作品，都成为这种北方质朴风格的重要拓展。当然，这样优秀的创作传统也激发了豫剧现代戏风格的多元化，《焦裕禄》《风雨故园》等优秀力作在题材上的拓展，与川剧《金子》、湖南花鼓戏《老表轶事》、蒲剧《土炕上的女人》、楚剧《大别山人》等优秀力作，成为现代戏多元化创作路径的重要显示。
现代题材让那些生活质感鲜明的地方剧种，逐渐地拓展出较为成熟的艺术体系，评剧、吕剧、沪剧、河南曲剧、北京曲剧、淮剧、花鼓戏、眉户戏、滑稽戏、采茶戏、花灯戏等，通过现代戏的创作，不断地凝练其艺术手法，推动了剧种表演手段的丰富。沪剧在西装旗袍戏中的独树一帜，花鼓戏在喜剧风格中的自由创作，北京曲剧在京韵特色的气质追求，滑稽戏在吴语机趣中寻求幽默品格，采茶、花灯等剧种在新歌舞叙述中的另辟蹊径等，都显示出艺术多样化在现代戏领域的成功实践。而在地方戏曲不断推出优秀作品的过程中，具有精严艺术表演法则的京剧同样创造了优秀的艺术佳绩。在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展演的《红灯记》《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黛诺》《节振国》《红嫂》等作品，以及精磨而成的京剧样板戏，虽然附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在艺术上形成了现代革命题材独具个性的表达范式。改革开放40年来，京剧通过《骆驼祥子》《华子良》《青衣》等优秀作品的相继创作，以及中国戏曲诸多剧种通过丰富多彩的现代戏创造，达到新的艺术高度。
在现代戏的创作中，现实题材创作成为新世纪以来被格外突出的题材内容。近年来推动的现实题材创作，更多聚焦于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生活，将剧作呈现的生活与人物，最终落脚在“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这种更具挑战难度的创作虽然在戏曲创作中充满探索性，其成功作品尚显得有限，概因贴近现实功利而多有艺术缺陷，但其间的优秀力作仍然呈现出创作团队在艺术中的独特创造。例如淮剧《小镇》成功化用马克·吐温的小说故事，将其转化成当下中国基层社会的社会风情，通过主人公在行动中被激发出来的道德自控，来张扬积极的道德建设与人性修缮。这种诉诸内心世界变化的成功创作，给现实题材创作拓展出了一条成功路径。再如沪剧《敦煌女儿》，聚焦在敦煌学者樊锦诗朴实而厚重的生命历程，折射出中华学人融入敦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世界。这些优秀作品显示了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独特的艺术创造性。
在70年的中国戏曲发展进程中，在“三并举”政策之外，更多的优秀作品也通过题材的突破，来展示戏曲艺术多元的创造能力
例如外国经典的中国改编、戏曲小剧场剧目的创作等，都力图借助形式与内容的创造来扩容中国戏曲的表演格局与艺术体系。以阿甲、李紫贵、谢平安、余笑予、杨小青等导演引领的戏曲创作，用个性化的舞台表现力推进着戏曲的现代性追求。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以来张曼君以鲜明的“新歌舞叙事”，将戏曲的民间传统灌注在剧目创作中，无论是以《马前泼水》《小乔初嫁》为代表的古装剧目，还是以《山歌情》《八子参军》《母亲》《王贵与李香香》等为代表的革命现代题材，抑或以《十二月等郎》《花儿声声》《狗儿爷涅槃》《月亮粑粑》等为代表的现实题材，用变化多端的艺术手法来呈现剧作题材的独特个性，为戏曲现代化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法则。
体现在戏曲剧目中的成功创造，是70年来一代代优秀的艺术家群体、艺术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让中国戏曲以活态发展的生命力，延续着千百年来的艺术命脉，推进戏曲在现代社会的艺术发展。与之相伴的，则是民族化的戏曲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研究就将“理论联系实际”作为重要的学术方法，在文学文本研究的学术框架中，延伸出立足舞台表演的研究格局。以张庚、郭汉城为核心的学术团体前后相续所开创的前海学派传统，通过《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戏曲志》《昆曲艺术大典》等诸多学术成果，以及在戏曲剧种艺术遗产整理、保护、创作、发展中进行的切实工作，形成文献、史、论、志、批评相互推进的理论体系。前海学术以开放的学术态度，秉持张庚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相通、学术研究与表演剧团相通、学者要中外相通的“三通”原则，尽可能地吸纳中国戏曲研究中的优秀成果，凝练成契合戏曲艺术发展规律的理论成果，与海内外的诸多戏曲研究传统的优秀成果，共同创造着中国戏曲研究力量建设戏曲民族理论体系的“中国学派”，为中国戏曲持续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推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