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智锋

　　近期电视剧《特赦1959》在央视热播，引发广泛的关注与好评。该剧成功的关键在于创作题材、人物形象有所突破，对当前的影视剧创作亦有多方面启示。

　　《特赦1959》的播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国际意义。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筚路蓝缕的历程，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值得我们重新认识与认真思考。其中，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特赦”就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价值。针对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我人民军队俘虏的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国家首次颁布战犯特赦令。对于这段历史，尽管此前有多种媒体有所涉及，但在大众视野中，尤其是全景式、大规模、正面的影像呈现并不太多。《特赦1959》的推出，无疑是“特赦”题材电视剧的一次重要突破。该剧以客观的历史态度直面那段特殊的历史与生活。剧中描摹的人物从共产党最高决策层到执行管理层，他们高瞻远瞩的胸怀格局，细致耐心的工作态度，充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风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该剧全面详尽地呈现共产党人改造战犯的独特理念，这就是用主义和精神的感召力来感化，在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远、包容的气度与情怀，使之不仅成为改造战犯的经典案例，也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电视剧《特赦1959》塑造了一批令人信服的人物形象。王英光在剧中虽然是虚构的角色，但他身上体现出的果敢、忠贞、担当、智慧等品质，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集中缩影。

　　最引人注目的是剧中的一批“战犯”形象。该剧既传承了以往历史题材电视剧反派角色塑造的一般经验，又有意规避了以往过于“脸谱化”或过于“美化”的倾向，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为指针，从政治、社会乃至人性多重视角，对“战犯”形象做了更加真实而深刻的探究，从而塑造了一批既不“脸谱化”也不“美化”的“正常”形象。

　　《特赦1959》的突破与创新对当前影视剧创作也有多方面启示。

　　当前，影视剧创作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在题材选择上，不愿意碰触“冷门”“难题”。影视剧创作可以有多种选择，沿着已有的套路、模式，在无风险的舒适区展开无可厚非，但要取得重要突破，甚至锻造出高峰之作，靠在创作舒适区游走，是不可能实现的。高峰之作从来都是攻坚克难的结果，探他人之未探，才能达他人之未达。《特赦1959》的创作者们正是以独特的艺术胆识，聚焦这一充满挑战的“难题”，攻坚克难，艰苦耕耘，终于获得成功。

　　《特赦1959》着眼国共博弈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风云变幻的大历史背景。在这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抓取和创造了若干微小细节，包括战犯改造过程中呈现的服装、道具，表现的动作、表情和眼神等。正是这些微小细节与宏大背景的结合，呈现出强烈的艺术张力。剧作整体呈现的是正义必胜的道理，但这道理并无刻板说教，而是通过一场场交锋、辩论以及故事中的情感表达予以充分展现。在友情、爱情、亲情等多种情感的充分交织中蕴含深刻道理，道理的表达又常常伴随着情感的抒发。这种情与理的结合，极大增强了剧作故事本身的感染力。该剧整体上以“真”的历史人物、场景等为依据，尽可能以纪实的方式呈现真实；同时在主要人物、剧情的设计上充满“假定性”，正是这种真与假的结合，将功德林的故事讲得富于艺术感染力。

　　《特赦1959》的主创者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历史人物和故事，将其放置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广阔视野之中予以观照，使该剧获得更开阔的历史、社会广度，既体现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的信念、情怀与智慧，也折射出真、善、美必将战胜假、恶、丑的人性光辉。（胡智锋）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