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观察】

　　作者：张文琪（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年初《流浪地球》大获成功，很多人欢呼“中国科幻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暑期档科幻电影《上海堡垒》票房不如预期，又让不少人心生悲观，觉得科幻片前路漫漫。悲喜之间，既反映出人们对科幻文艺的高度期待，也折射出中国科幻文艺离“高峰”尚有距离。

　　自古以来就有想象的传统

　　文学、艺术是展示人类想象力的绝佳媒介，而幻想类文艺则将人类想象力推向了极致。可社会上长期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缺乏想象力，理由是美国拍出了大量科幻大片，经常能大胆想象未来，而中国的科幻大片却屈指可数，荧屏上到处是古装剧，多是追溯过去，而不是想象未来。

　　这种观点似是而非！虽然中国科幻文艺起步较晚，与一些国家存在差距，但中国人从不缺乏想象力，中国文艺更是自古就有想象的传统。

　　居住在华夏大地上的各族人民世代沿袭着“万物有灵”的神话思维，这种思维不仅反映在有文字记载的文艺作品中，形成了从《山海经》到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神魔小说的基本脉络，更渗透在“嫦娥奔月”等经由口头传播的民间故事、地方戏曲、说唱文学中。

　　新时期的文学更是一边吸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精髓，一边翻刨中国古代文学及传统文化的沃土，最终形成了以寻根文学、西藏小说、新笔记小说为主线，以韩少功、莫言、贾平凹、扎西达娃等作家为主将的独具民族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其主要特征便是打破现实与虚幻的界限，将神奇、怪诞之事当作“真实”来写，以此反映“神奇现实”。

　　科幻文学自晚清传入中国以来，在螺旋式发展的过程中一直艰难地寻求“本土化”策略。1993年，《科幻世界》杂志的再次改版，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的“跨世纪20年”正式开启。在这20年里，“何慈康松”（何夕、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作为领军人物，引领着中国科幻文艺的走向。2015年，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斩获“雨果奖”，这是中国人乃至亚洲人首次获得世界科幻文学界最高奖项。

　　“四大天王”之外，以星河、潘天海、柳文扬为代表的70后科幻作家群凭借多样化的题材创新，拓宽了中国科幻文学的边界。2005年之后，80后作家群更是以自信的姿态接替70后科幻作家，开始真正“中国化”的科幻创作，代表人物陈楸帆、飞氘、夏茄等都致力于寻求中国传统文学、民间神话与现代科幻小说的融合。

　　中国科幻电影尾随着科幻文学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从20世纪30年代的生涩尝试，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勇敢探索，直至1980年，上影厂推出新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其后又出现《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等科幻影片。2019年初，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更是成为“爆款”。虽然很多国产科幻电影存在着科普意味浓、视觉效果差的毛病，但创作者无一不在放飞想象力的翅膀。因此，中国人从不缺乏想象力，并且在文艺领域存在幻想传统，这正是国产科幻文艺必将强大起来的基础。

　　民族化、本土化探索是未来出路

　　同为舶来品，科幻比魔幻现实主义经历的“中国化”过程要漫长、繁复得多。科幻小说自晚清传入中国至今，已达百年之久，科幻电影从1938年的《六十年后上海滩》算起亦逾八十载，但中国科幻文艺长期陷入模仿的窠臼难以脱身，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在70后科幻作家的作品中仍处处可见欧美科幻风格的顽固烙印。文学如此，作为后发者的科幻电影亦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产科幻电影从故事到技术，都由内而外地追随好莱坞模式。

　　可喜的是，在科幻小说界，80后作家群已意识到民族化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科幻作家兼评论家夏茄（本名王瑶）专门撰文讨论当代中国科幻文艺的民族化问题，“不是只有清宫、点穴、红高粱、降龙十八掌才算中国特色，神舟飞船、玉兔、科学发展观，也都是中国特色”。这种文化自觉深刻地影响到她的科幻小说创作。自开始创作，夏茄便保持“民族化”的美学立场，其小说《汨罗江上》和《百鬼夜行街》分别是对屈原故事和《聊斋志异》的互文式改写，《2044年春节旧事》以中国人过年为主题，完全摆脱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尝试写点有关中国老百姓的小故事”。同为80后的飞氘，十分青睐鲁迅《故事新编》的写作手法，将其化用到自己的科幻小说写作当中，在中国传统神话与现代科幻小说之间寻找契合点。其他80后作家的作品，如长铗的《昆仑》、张冉的《晋阳三尺雪》、罗隆翔的《山海间》等也都在实践这种民族化的创作。

　　《三体》的横空出世，一扫中国科幻文艺界的晦暗底色，国人自此将它作为标杆，忍不住拿它去丈量其他科幻作品，但这可能导致后来者有意无意地进行同类型重复创作，进而钳制科幻类型的多元化发展。如今提及科幻作品影视改编，言必称《三体》，提及科幻片创作，言必称《流浪地球》。但仅靠一两部作品，怎能撑起中国科幻文艺事业的全部？

　　这个暑期档，《上海堡垒》虽然备受诟病，但它开辟了“外星人侵略”这一重要科幻子类型的中国式叙述。有人说，如果《流浪地球》意味着“我们能做科幻”，《疯狂外星人》意味着“科幻可以这么玩”，那么《上海堡垒》则意味着“科幻不止一种”。当前的国产科幻片正处于探索期，迫切需要类型杂糅，多头并进，可以尝试将科幻与中国特有的或擅长的电影类型相结合，比如跟武侠合体，创造出全新表征的Cyber-Xia（“赛博侠”），再比如与喜剧结合，《疯狂的外星人》便是一例。

　　“真实性”应被奉为科幻文艺的生命

　　《上海堡垒》在票房上的失利，让年初以来关于“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欢呼声渐次平息，引发业界对国产科幻电影现实处境与未来出路的思考。人们意识到，也许国产科幻片的前景远没有原来想象得那般通达。

　　对于中国科幻电影来说，什么最重要？答案绝对不是视觉效果。在我们电影工业化水平还没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国产科幻大可不必死盯着好莱坞标准，“扬长避短”方为上策。即使在西方科幻界，除了《星球大战》《异形》《复仇者联盟》系列等超级视觉大片，也不乏像《鲁滨逊太空历险》《全面回忆》《奇点》这样不以视效取胜的B级片。

　　那么是故事情节最重要？也未必。“黄金时代”之后的欧美科幻已经发生转向，表现之一是创作手法上刻意接近主流文学，完整清晰的故事不复存在，由结构破裂的、意识流的、象征主义的讲述方式取而代之。国外科幻界，也不断出现像《2001太空漫游》《银翼杀手》《她》这类不以故事为中心，而专注于哲学思辨和心理表现的作品。尤其随着故事类型重叠，观众审美出现疲劳，故事性已经不再是科幻片的核心诉求。

　　同为幻想类型，魔幻现实主义是让真实看上去虚假，而科幻则是要让虚假看上去真实。真实感才是科幻片的命脉。外星人入侵导致的“上海陆沉”这一宏大悲壮的灾难性事件在科幻小说中可以尽文字之能事去渲染，一旦面临影像化，便需要调动更加艰难的表现力，以让普通观众，尤其是原著小说的书迷们认可，代入并同情这场人类灾难。首先，得确保作品再造的全新宇宙秩序的运行逻辑是真实可信的，《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球及其与地球的关系就具备合情合理的宇宙生存逻辑；其次，人物关系、行为发展及叙事逻辑也必须符合实际，不能过于天马行空，脱离常识。只有保证了逻辑真实，视觉呈现上的逼真才有意义。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2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