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歌声为何如此响亮
歌曲《歌唱祖国》诞生记
陈乾（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者按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和我的祖国，像海和浪花一朵”……为什么这些歌曲，年代再久远，一听仍会心潮澎湃？为什么这些歌曲，即便很久没听，旋律一响，仍会热泪盈眶？
因为这歌声中有家国，有她的筚路蓝缕，有她的艰辛曲折，有她的拼搏奋斗，有她的欣欣向荣；因为这歌声中有风云，有一代代人的血和泪，有无数人的悲与欢，有一个民族的屈辱与自信，有一个国家的光荣和梦想。
这是历史之歌，也是未来之歌。它们凝聚了中国共产党气质中最坚硬的部分，也抒发着亿万中华儿女灵魂中最柔软的心声。它们呼应着祖国母亲的心跳，也紧扣着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脉搏。
岁月留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歌曲，和祖国母亲一起，和千万读者一起，听听这些直入人心的壮美旋律，听听歌曲背后那些动人故事。
它是全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歌曲，被十几亿人传唱了近70年；
它美妙的旋律与激昂的歌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把全世界华人的心凝聚在一起；
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国务活动、会务活动、外事活动、检阅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
它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被永久载入史册；
它，就是人民音乐家王莘于1950年作词、作曲的歌曲《歌唱祖国》。
1949年，随着开国礼炮第一声巨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开辟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启了文学艺术发展的新阶段。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为文艺工作者施展才华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在光荣的历史使命感召下，艺术家们满怀热情地投入对新社会的讴歌中。他们以饱含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鼓舞和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去。
《歌唱祖国》就是这一时期诞生的，承载独特历史使命，蕴含丰富艺术价值的群众歌曲之一。它缘起于1949年开国大典，问世于1950年国庆节前，又于1951年9月15日登上《人民日报》，成为中央文化部（文化和旅游部前身）要求全国范围学唱的歌曲。1951年国庆期间，《歌唱祖国》以其广阔的构思、深远的立意、鲜明的音乐形象和铿锵有力的音乐语言唱响全国，此后，在海内外迅速传播，成为几代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歌曲。
冼星海赠给王莘一支铅笔，他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拿着它，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些催人奋进的音乐作品来”
生于1918年的王莘，幼年在“丝竹音乐”盛行的环境中成长。他酷爱音乐，小学时便跟随家中能书会画、精通丝竹乐器的姐夫学会了拉二胡和吹笛子。1932年，年仅14岁、一心想成为音乐家的王莘，因家境贫寒，踏上了远赴上海的学徒工之路。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掀起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7岁的王莘在青年会刘良谟先生的介绍下加入了“民众歌咏会”，后又结识了正在上海搞救亡歌咏活动的冼星海和吕骥等人，很快便成为活动骨干，还当上了教群众演唱救亡歌曲的“小教员”。
1938年，王莘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考取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在冼星海、吕骥、向隅等名师的悉心指导下，开始专业、系统的学习。延安紧张充实的学习生活和参与《黄河大合唱》筹备与首演的经历，为王莘日后从事专业音乐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情感储备。
毕业前，冼星海赠给王莘一支颇有纪念意义的法国自动铅笔，他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拿着它，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些催人奋进的音乐作品来。”
1939年6月，毕业后的王莘奔波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执教于华北联大音乐系，创作出反映根据地人民心声的《选村长》《打击顽固分子》等革命歌曲。1943年春，时任“华北群众剧社”音乐队长、副社长的王莘，相继创作出《战斗生产》《永远跟着共产党》等歌曲，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在鼓舞军民士气的同时，也敲响了侵略者和反动派走向灭亡的丧钟。
当这段歌谱跃然纸上，音乐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第二天，王莘便带领“华北群众剧社”全体成员进驻天津。在开国大典前的一次工作会上有人提议，应该每人创作一首新歌曲，为开国大典献礼。这个倡议得到参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王莘更觉得责任重大，为了带头写出一首歌颂祖国的好歌曲，常常苦思冥想，夜不能眠。
但是，以歌曲这样的微小体裁承载如此宏大的主题创作，其难度犹如方寸之间雕刻万千气象。对于一路追随革命，见证了从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诞生的王莘而言，想抒发的东西太多，这就难上加难。直到10月1日，王莘作为天津音乐界代表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看着一个个游行方队喊着口号走过天安门城楼时，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他多么希望能写出一首歌，歌唱伟大的祖国，歌唱勤劳勇敢的人民，歌唱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歌唱年轻而蒸蒸日上的人民共和国……想到这里，突然有一个十分具体的场景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如果游行方队能够齐声唱着这样一首歌，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该有多好！
有了这个目标，王莘投入紧张的创作，不到三天便能写出一首新歌。从开国大典到1950年夏天，他已写出一百余首歌曲。其中，六首分别发表在《天津日报》和《天津歌声》等报刊上，但始终没有传唱开来。
1950年9月，正值国庆一周年前夕，身为团长的王莘为天津音乐工作团采购西洋乐器，到北京出差。在西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当铺，发现了国民党军乐团遗留的旧乐器，他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买下几件急需的乐器。两把长号背在肩上，小号、长笛和双簧管都挂在脖子上，左右手提着圆号“狼狈”地向火车站走去。
九月的北京，阳光灿烂、红旗招展、花团锦簇、锣鼓喧天。为国庆排练的少先队员敲着鼓，吹着号，唱着《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迈着整齐的步伐练习队列，准备接受检阅。看到这一幕，作曲家不禁回忆起开国大典时的情景。
那个想了很久却迟迟未来的曲调就那样自然地流淌出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随着旋律的行进，又引申出两句“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一上火车，王莘急忙拿出笔，没找到纸，便在烟盒背面飞快记录起来。窗外的景色不停变换，他灵感如泉涌，写下了“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一股创作的热流推着他反复朗读“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当这段歌谱跃然纸上，音乐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1950年9月，在收到活动铅笔的第11个年头，《歌唱祖国》诞生。32岁的王莘终于用老师赠予的那支写下《黄河大合唱》的活动铅笔，创作出了这首不朽的颂歌。
毛泽东主席见到王莘时，高兴地夸奖《歌唱祖国》写得“好、好、好”，还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赠予王莘，并为他签字留念
王莘抵达天津后，歌曲第二、三段唱词的主题已了然于胸：第二段要写出中国人民经受的苦难，第三段要赞美伟大的党和毛主席。他反复视唱和修改，很快便将《歌唱祖国》的手稿送到了天津日报社，希望能够赶在国庆期间发表。当时的报纸版面有限，遇上重大节庆，版面则更加拥挤。王莘的愿望没能实现，不久，他就收到了铅印的退稿信。
虽然遭受了打击，但王莘对这首下了功夫、承载着无限深情的歌曲没有丝毫怀疑。他一边将《歌唱祖国》的总谱刻板印刷，寄送给同行、好友征求意见，一边组织天津音工团的团员们演唱，并在天津耀华中学礼堂亲自指挥公演。公演成功后，王莘又到南开大学，天津纺织厂、炼钢厂和铁路机务段等地，边教唱，边征求意见，群众反响十分强烈。没过多久，这首热情激昂、优美欢快的歌曲就在天津的工厂和学校传唱开来，还在《大众歌选》第三集位列首篇发表。
1951年春，王莘自制的歌片传到了北京工人合唱团；夏天，北京电台播放了工人合唱团的演唱录音后，歌曲便在北京的工厂、学校和社区传唱开来；中国音协首任主席吕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集会中也听到了这首歌，同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问询中发现，学生们只知道歌曲是从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抄来的，并不知作者是谁；秋天，诗人艾青得到这首歌曲，他反复吟诵歌词，对作品给予了极高评价，在做了两处修改（一处是将原词“五千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主是我们的理想”，另一处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了边疆”改成“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后，将其刊发在自己担任副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上。
1951年国庆节前夕，王莘接到老朋友孙慎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请他协助查找《歌唱祖国》的创作者和歌谱，并反复叮嘱“中央文化部急要！”王莘在电话里笑着回答：“词曲作者正是我。”
1951年9月15日的《人民日报》用近半个版向全国读者推荐了《歌唱祖国》（包含歌谱和孙慎撰写的唱法指导），并附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全文，通知要求全国范围学唱《歌唱祖国》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并由各地文教机关负责组织、推广和传授，以求“全国人民普遍学会这两首歌曲，在国庆节整齐地热烈地唱出来”。
1951年10月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见到王莘时，高兴地夸奖《歌唱祖国》写得“好、好、好”，还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赠予王莘，并为他签字留念。此后，《歌唱祖国》风靡全国，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歌曲之一。
如今，距离《歌唱祖国》创作完成的1950年，已经过去69年。回望共和国近70年国旗飘扬的重要时刻，总有它的旋律回荡耳边：它是海外游子的乡情乡音、它是赛场看台上的万人呐喊、它是浩瀚太空里的中国之声……它更化身为见证中华民族千秋功业的光耀之音，深深地烙在几代人的家国记忆里。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05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