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红岩

　　出版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红岩》，迄今发行已超过1000万册，堪称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历史小说。它讲述1948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里，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与穷途末路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小说成功塑造了许云峰、江姐、华子良、成岗、齐晓轩等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尤其是江姐，经由电影、歌剧等艺术形式的改编和再创作，成为独具华彩的女英雄形象，流芳后世。《红岩》中的英雄烈士以顽强不屈的行为展现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们用生命诠释“红岩精神”，诠释何为信仰与忠诚，至今仍具有无穷的感召力。

　　发表在《红旗飘飘》上的纪实文学作品《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是红岩故事第一次以回忆录的方式与全国读者见面

　　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经过了三年多时间的精心打磨之后，隆重推出了署名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当时，无论是该书的作者、编辑、帮助修改书稿的作家，还是为该书的写作和出版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各级党委政府部门，都没有意识到，《红岩》将成为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中的革命故事早已成为几代人难以抹去的记忆。

　　《红岩》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作个人回忆写作阶段，包括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回忆文章和宣讲提纲，以及他们对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其他幸存者的回忆文章的整理。其中较有代表性且与长篇小说《红岩》有较为密切关系的，有罗广斌、刘德彬等在1950年1月编印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以及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三人编写的《圣洁的血花》。根据学者钱振文的研究，最早对重庆解放前夕发生在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大屠杀事件进行个人回忆性书写的，是大屠杀幸存者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11.27瓷器口大屠杀》（原载1949年12月6日重庆《大公报》第4版）、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1日重庆《国民公报》连载），以及杨祖之（杨益言）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1949年12月5日至12月16日重庆《国民公报》连载）等。这些回忆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故事，是相当典型的个人记忆表达。

　　后来，当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受组织的委派和出版单位的邀请，编写有关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回忆材料，对写作便有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进入了写作的第二个阶段，或者可以称作国家记忆纪实文学阶段，具有了较为自觉的国家立场的追求。因此，红岩故事在第二个阶段的写作虽然在“纪实”这个基本特点上与此前的个人记忆写作保持了一致性，但在写作方式和写作效果等方面与前一个阶段有了明显的区别。

　　这里需要简要提及催生长篇小说《红岩》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是一家隶属于共青团中央的出版机构，自成立伊始，不仅能够很好地把握国家的出版方针，而且拥有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眼光的编辑，出版了《红日》《红旗谱》《创业史》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当代文学标志性作品。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次向红岩故事作者约稿是在1957年4月。1956年夏天，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编辑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读物，在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里建立了传记文学组，并创办了一个新型刊物《红旗飘飘》。据长篇小说《红岩》初版本责任编辑张羽回忆：

　　创刊伊始，我们制订了一个包括著名烈士和英雄人物的一百多人的回忆录或传记名单，向四方征稿。当我们正在安排第二期稿的时候，收到四川省长寿县读者赵山林的一封来信。信中反映了四川群众的意见：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介绍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受到很大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

　　正是这封读者来信，促成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向罗广斌的第一次约稿。半年以后，他们收到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整理而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这就是1958年2月发表在《红旗飘飘》第6集上的纪实文学作品《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这也是红岩故事第一次以回忆录的方式与全国读者见面。

　　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将修改后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作为重点图书出版了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使红岩故事在全国广为传播，并被改编成电影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新中国红色经典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也推动了红岩故事从回忆录向长篇小说的发展，红岩故事的写作也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即长篇小说创作阶段。

　　重庆市委准许小说创作人员到公安部门查看绝密级敌特档案，提审在押敌特人员，为小说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素材

　　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共重庆市委为小说《红岩》的创作给予了大力支持。1958年10月，时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到四川组稿，专程到重庆会见了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肖泽宽。朱语今曾在南方局工作，对红岩故事中许多人物的经历都比较熟悉。他不仅在与肖泽宽会见时动情地建议重庆市委重视有关狱中斗争的文学创作，宣传先烈风骨精神，向青少年进行革命斗争传统教育，还专程到重庆长寿湖农场，与在那里劳动锻炼的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见面，鼓励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写好长篇小说《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两任社长朱语今和边春光都对《红岩》的写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多次约请作者进京改稿，召开作品研讨会，为小说出版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重庆方面，肖泽宽本身是原川东地下党老同志，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斗争，既与朱语今熟悉，也熟悉狱中许多同志。因此，肖泽宽十分赞同朱语今关于写狱中斗争小说的建议，并且“当即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分管文艺的书记李唐彬报告了。任白戈、李唐彬也很高兴，经过考虑，任白戈表示支持。任白戈说：‘要把这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考虑。’”此后，肖泽宽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密切关注和指导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不仅为创作人员请创作假，而且把几位作者专门抽调出来集中精力搞创作，还提议并经市委同意，准许小说创作人员到公安部门查看当时控制极严、轻易不让人接触的绝密级敌特档案，提审在押敌特人员，为小说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素材。在作者写出初稿后，肖泽宽又亲自主持座谈会讨论作品得失，并且出面邀请著名作家来渝指导作者修改作品，支持几位作者到北京改稿。

　　长篇小说《红岩》在各方面的支持帮助下，于1959年8月完成初稿。但有关方面读后反响并不好，提了很多意见，包括“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等，作者一时也陷入迷茫之中。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重庆有关方面并没有简单要求作者按照当时的主流话语修改作品，而是给予了热情关怀和鼓励，采用了一些更符合创作规律的方式帮助作者深入领会这一题材的意义以及文学的时代要求。据杨益言回忆：

　　隔了几个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却热情约我们到北京讨论初稿。重庆市委安排我们去北京参观十大建筑，开阔眼界。1960年夏，罗广斌和我终于成行，到了北京。没有想到，我们到京以后，却被一件意外的事吸引住了。那时候，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内部展出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我们一走进展览馆，就立刻发现：原来，小说里缺少的一个重要东西，就是我们对解放战争的全局缺乏了解，心里不踏实，因而不敢放手描写那个时期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敌我斗争。一看全局，那么尖锐复杂、变幻无穷、规模空前的战局，毛主席、党中央尚可瞭若指掌，指挥若定，自己的心境顿觉豁然开朗，觉得小说中再复杂的斗争也可以组织了。

　　《红岩》书名的修改也是神来之笔。长篇小说《红岩》在此前的写作中，一直都是使用作者早先所起的《禁锢的世界》这个书名。直到小说最后修改定稿时，才被确定为《红岩》。该书名不仅格调高昂，而且预示了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与红岩村（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的关系，受到各方面一致认可。

　　当然，由于历史语境的局限，1961年1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初版本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和遗憾，包括不少研究者指出的小说中存在的一些重要史实错讹等。其中最大的遗憾是红岩故事的另外一位重要写作者刘德彬，1958年在极“左”思潮中被认为犯了错误，从而人为地被取消了参与作品修改和最后署名的权利，使这位真正的“红岩”之子抱憾终生。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生活教科书’的话，那么《红岩》是一部革命的生活教科书”

　　长篇小说《红岩》在正式出版之前并不被看好，然而该书在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之后却好评如潮。用该书初版本责任编辑张羽的话说，“小说一出，洛阳纸贵。北京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开国以来少有的对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高频度出现的评介文章和刷新纪录的出版发行量，掀起了一股“《红岩》热”，也使《红岩》迅速进入了文学经典化进程。

　　首都文学界一批著名评论家对小说的高度评价，为《红岩》走向社会和读者提供了基本定位。其中，罗荪、晓立的《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朱寨的《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辉——读〈红岩〉》和阎纲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是较为突出的代表。罗荪、晓立的《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开篇就明确提出：“《红岩》一出版，就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无论是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思想上所达到的深度和所发挥的艺术感染力量，都有巨大的成就。”朱寨在文章中也认为：“《红岩》在近些年来我国出现的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中，受到读者热情欢迎的盛况是空前的。它从一九六一年底出版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已印行了四百余万册，远远地超过了过去长篇小说中发行量最高的数目。即使这样的数字，也远不能说明它的读者的广泛程度。它突破了一般文艺作品的读者范围，即主要是爱好文艺的知识青年的范围，而走进更加广泛的社会读者群众中去，其中包括那些平时并不一定阅读和喜爱文艺作品的读者……如果说‘文学作品是生活教科书’的话，那么《红岩》是一部革命的生活教科书。”阎纲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更是在1962年3月2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刊出。在阎纲看来，“作者以他们高亢的革命音调和现实主义真切动人的力量，讴歌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古今的博大胸襟，伸张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激发起人们向一切反动派作殊死斗争的意志，而使他们的这部作品成为1961年长篇小说中十分突出的一部佳作。”

　　《人民日报》发表阎纲的这篇文章后，全国各地的报纸开始大量发表有关《红岩》的评论文章和读后感，不少报纸采用开辟“专版”“专栏”的“重点报道”的形式，“青松”“红岩”图案也成为1962年报纸副刊上一再出现的符号，以至于这一年的报纸副刊可以当之无愧称为“红岩年”。

　　由于意识到《红岩》的重要性，当时《文艺报》负责小说评论的副主编侯金镜还专门组织了一组“《红岩》五人谈”的评论专辑，包括王朝闻《战斗的心理描写》、罗荪《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王子野《震撼心灵的最强音》、李希凡《一部冲击、涤荡灵魂的好作品》、侯金镜《从〈在烈火中永生〉到〈红岩〉》等，刊发在1962年第3期《文艺报》，对《红岩》出版后的读者阅读，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张羽在他的日记中还提到一件事，1962年2月，中宣部组织文艺理论家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理论会议，其间，何其芳、王朝闻、张天翼、张光年、陈荒煤等17人让人买来《红岩》，每人一册。

　　经过来自权威机构和著名评论家的评论和推介，小说《红岩》的声誉不胫而走。不过，从根本上讲，“《红岩》热”的产生源自那个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与小说《红岩》的深刻契合。正如阎纲所说，“《红岩》一经出版，就博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日益增长着的审美要求的读者的普遍喜爱，绝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了《红岩》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已经突破了一般作品所难于突破的一关，而且是首要的一关——能够和广大读者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小说《红岩》出现一书难求的境况。各大城市新华书店门前，人们排着长队争买《红岩》，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大文化景观。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现热议《红岩》的现象。有读者说道：“我不只一次地在大街上，在公园里或在无轨电车上，听到许多青年朋友们在谈论着《红岩》，他们时而谈到威武不屈的许云峰，时而谈到坚韧倔强的江姐，时而谈到勇敢沉着的成岗，也时而谈到为了党的事业勇于承受巨大精神痛苦而长期装疯的华子良……是的，《红岩》是生活的教科书，是共产主义的教科书，它以它特有的艺术力量，感召着人们，鼓舞着人们，人们所以那样熟悉书中的每一个细节，熟悉英雄们的每一段言行，而且谈起来又是那样的有兴趣，有感情，不正是说明了这些英雄人物在他们心上，已经生根开花了吗！”

　　江姐的故事是《红岩》中最有华彩的篇章，仅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江姐”条目就多达4400余条

　　“《红岩》热”不仅表现在小说本身，而且还带来了小说在文化传播链条中的改编热潮。红岩故事的改编其实自1958年《红旗飘飘》发表《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和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烈火中永生》单行本后就已经开始，从起初的曲艺、电影、戏剧、连环画，到后来的电视剧乃至电子游戏，一直延续至今。有关小说《红岩》的衍生品多达数十种之多，充分说明了“《红岩》热”的丰富性和广泛性。

　　上世纪60年代“《红岩》热”的高潮是该作品被中宣部、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推荐为爱国主义教科书，小说《红岩》中的一些片段由此被选入教材，使得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在学校教育中受到《红岩》影响，《红岩》中的人物故事也因此在中国家喻户晓。

　　江姐的故事是《红岩》中最有华彩的篇章，仅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江姐”条目就多达4400余条。特别是解放军空政文工团1964年改编的歌剧《江姐》获得巨大成功，使江姐成为中国当代最光彩夺目的女英雄形象。主题曲《红梅赞》是由词作者阎肃和曲作者羊鸣、姜春阳、金砂精诚合作、几易其稿创作出的经典。回忆起《红梅赞》的创作过程，羊鸣说：“因为这是首非常重要的主题歌，我们先后写了8个不同版本，最后一稿出来，都怕不能传唱，改了20多遍仍很担心，不知道这样写到底行不行。但定稿不久，空政文工团原驻地——北京灯市口同福夹道大院里，演员唱，孩子唱，连食堂里的大师傅也边和面边唱‘红岩上红梅开……’，我们心里就有了底，这首歌肯定能流行！”“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时至今日，《红梅赞》的旋律仍时常回荡在大型晚会和演出现场。2009年5月，《红梅赞》入选中宣部、中国文明办等10部委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

　　新时期以来，《红岩》依然保持了长盛不衰的发行势头，持续产生着影响。批评家孟繁华充分肯定《红岩》的超时空精神价值，曾指出：“《红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红岩》的浪漫、激情以及对革命信仰的描写，已经植入几代人心理意识的深层，它仍然散发着巨大的思想魅力和道德感召力。”

　　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人们对《红岩》的兴趣也有所变化，不仅有对作品中共产党人人格魅力的崇敬，也有因为小说题材背后还有太多的故事而产生的神秘感，以及小说写作过程中作者与编者的故事、作者之间版权官司的故事等，进而衍生出厉华的《红岩档案解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何建明与厉华合作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罗学蓬的《红岩密档》（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一大批红岩故事衍生作品和红岩人物探索热潮，再一次显示了《红岩》作为一部具有丰富“可写性”文本的魅力。

　　长篇小说《红岩》自1961年12月正式出版以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了170多次，社会总发行册数超过1000万，并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多国文字。《红岩》和“红岩精神”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至今仍在发挥革命的生活教科书的作用。这或许正是《红岩》长盛不衰的魅力所在。

　　·传播与影响·

　　1961年12月，《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迄今在该社已印刷了170多次，社会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并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多国文字。

　　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舞台剧出现后也引起了很大反响：1962年8月，青岛话剧团、四川话剧团、北京人艺等相继把它搬上了话剧舞台。1964年l0月空政文工团演出歌剧《江姐》，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全国连续公演256场，主题曲《红梅赞》广为传唱。1967年4月，由汪曾祺、阎肃根据《红岩》改编的革命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彩排成功（未公演）。同时还有沪剧、婺剧、越剧等地方戏和曲艺改编。新世纪以来，有空政歌舞团演出的大型现代舞剧《红梅赞》（2001年），中国京剧院排演的现代京剧《江姐》（2001年），并在2002年由张元导演拍成电影，中国评剧团排演的《红岩诗魂》（2001年），天津京剧团排演的《华子良》（2003年），浙江越剧团排演的《红色浪漫》（2007年）等。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1964年拍摄完毕。1985年和1999年，《红岩》被两次改编成电视剧。2003年拍摄了根据小说改编的黄梅戏《彩霞满天》（7集电视连续剧），它们都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曲艺家袁阔成、李鑫荃、刘兰芳分别播讲过评书《红岩魂》《红岩》《双枪老太婆》。

　　《红岩》问世以来，出现了多个连环画版本，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两个版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将《红岩》改编成八本连环画册，分别是《山城风暴》《沙坪事件》《烈火红心》《曙光在前》《前仆后继》《威慑群魔》《揭破阴谋》《黎明时刻》。（郭超整理）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