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6月8日电 题：“浙”里农村：浓浓的善治“味道”

　　新华社记者李平

　　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省，繁荣富庶。“浙”里的城市，因不断创新发展，活力十足；“浙”里的农村，透出浓浓的善治“味道”。

　　连成片的乡村善治风景

　　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在全县490个村全面推广，桐乡市211个村（社区）均成立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等群众参政议政组织；安吉县围绕“众人事情众人商量”，在209个村构建了“公开、参与、监督”三位一体的自治制度……

　　近年来，顺应农村人口集聚、公共服务发展、农民民主意识增强等趋势，浙江省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善治由点及面，已成风景。

　　“鸡鸣两省”的安吉县高禹村，几年前还是一个纠纷多、矛盾多、人心不齐的“乱村”。2011年新一届村班子上任后，以乡村治理为切入点，打造“所有讨论都参与、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决定都签字、所有干部不碰钱、所有财务都公开”的“五个所有”乡村治理模式。如今，该村已成为人心齐、发展面貌一年一个样的乡村振兴标兵。

　　“在我们村，今年谁吃低保、谁获批宅基地、谁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村工程花费多少钱，都公示公开，村民对村务一清二楚。”高禹村村民袁恩明说，村两委坦荡荡，村民内心亮堂堂。

　　“高禹村仅是浙江省万千乡村善治的缩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合作经济处副调研员庞伟说，近年来，浙江省把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村庄事务“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已成为常态，95%以上矛盾纠纷和问题在镇村两级得到妥善解决，幸福和谐的善治乡村在浙江大地遍地开花。

　　往实里做、往细里做的乡村善治格局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面对纷繁复杂的农村事务，往细里做、往实里做，才能推动乡村善治落地生根。

　　针对村里近年来项目增多的情况，为减少村干部廉政风险、避免群众误解，高禹村明文规定村两委干部及其近亲属不得参与村里的任何工程，所有党员干部不得购置挖机，从事相关经营等。

　　“2015年以来，我们村还为腿脚不便、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专门办了每月一期的村报，并投递到户。”72岁的高禹村村民郑海坤说，在村报上，他们能看到村里党务、财务、村务公开及村重点工程进展、好人好事等情况，信息透明让他们能有效参政议政、监督村务。

　　在桐乡市桃园村，记者看到该村的“法治小院”内不仅设置了人民调解室、心理疏导室等单元，还有播放防诈骗传销、安全驾驶、维权讨薪等法制节目的法治宣传室。

　　“我们村还有免费的律师服务团，每月5号和25号，律师来义务‘坐诊’，其他时间，村民可通过电话或法律服务自助机，得到律师的帮助。”桃园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峰说，“法治小院”去年11月运行以来，村民学法、用法氛围大增。

　　4月30日，象山县泗洲头镇墩岙村网格员鲍巧玲网上录入“村民反映门口的垃圾桶小（只有20厘米高），放不下那么多垃圾”的“说事”信息后，5天内，泗洲头镇将墩岙村的垃圾桶全部更换。

　　“2018年以来，象山县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将村民‘说事’与民情综合信息平台对接，村民网上‘说事’后，平台将信息智能化派单给相关部门处理，处理过程网络全留痕，处理结果由村民来评价。”象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范焕平说，信息化平台有效破除了过去乡村管理低效，村民对镇村两级所办之事难追踪、难评价等问题。

　　乡村善治滋养醇厚民风

　　谈起村庄这几年的变化，象山县旭拱岙村村民谢亚娣的话匣子就收不住。“七八年前，我们村村容村貌差，赌博盛行，最多的一天110接到7次报警。”谢亚娣说，经过这几年的乡村治理，村里干净漂亮了，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

　　谢亚娣口中的乡村治理，包括该村近年来建立的村内工程招投标、村民代表党员联户、村民说事、村民诚信指数等制度。

　　“特别是诚信指数考评制度很管用，对那些爱赌博、不孝顺父母的村民，村里有约束惩戒机制；对经常做好事的村民有加分，年终考核排名前列的，还可享受银行无担保、无抵押的低息贷款。”谢亚娣说，今年他们村自发捐资2.6万多元，成立救急救难基金，帮助困难乡亲。

　　走进桐乡市荣星村、越丰村等村，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是善治让我们村形成了和谐幸福的氛围。”越丰村党委书记沈春雷说，百姓参政团让村民产生村庄发展的主人翁意识，道德评判团让村民知丑恶、明是非；百事服务团催生群众间的互帮互助，让邻里间亲如一家。

　　据了解，乡村善治还大大推进了浙江一些农村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到了许多城市未能做到的事。以安吉县横溪坞村为例，因垃圾分类列入村规民约，全村日产垃圾量由过去1吨/天减少到现在100公斤/天，垃圾减量成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