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婧婧

　　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从开始，我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我没有按照写作畅销书的路数，在《尘埃落定》所开辟出的熟悉地盘上重复自己。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和闪光。 ——阿来

　　作家自觉地成为时代的同行者，参与到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中，建构文学意义上的创伤记忆，本身是有内在深度的写作。汶川大地震后，文学对其的书写并不在少数。但是，相较于展示苦难的即时性写作，文学的意义更在于其审美与救赎功能。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只有当写作者不再沉湎于灾难之中，才能保持身为写作者的冷静与自持，也只有当写作者与苦难拉开了足够的时空距离，他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呈现更深层次的悲剧意蕴与文化反思。

　　阿来的《云中记》正是十年之后汶川大地震在文学中的再度呈现。千年动荡的岁月里，云中村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天堂；一次地震，却使它变成被山神抛弃、被科学判定即将消失的村落。地震发生的数年后，祭师阿巴回到云中村，履行身为祭师的责任——照顾留在那里的鬼魂。阿巴走遍每一户人家，在他们门前熏香、摇铃、击鼓，唤回那些飘荡的亡灵，给予他们慰藉。他甚至独自完成数年前本该由全村人共同参与的祭祀山神的仪式。最后，阿巴留在了云中村，与马、石碉、鹿为伴，等待那场随时可能发生的滑坡，陪伴云中村彻底消失。

　　饶有意味的是，作为云中村“最后一个”祭师，阿巴的祭礼却是在政府开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班习得，而作为传统生活秩序的维护者，他甚至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真有魂灵。传统的断裂、现代性的建立，在“祭师”这一身份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阿巴面临着比普通人更为强烈的坚守或放弃的两难。直到在妹妹被废墟掩盖的地方诉说仁钦的现状时，看到两朵鸢尾花应声开放，他才真正相信魂灵的存在。

　　祭师、魂灵、山神，《云中记》的写作对象与“现代性”截然悖反，而这样的书写在小说里比比皆是：地震发生的数年前，云中村曾出现过一次巨大的滑坡，似是灾难到来的预演；地震发生的数月前，陪伴云中村人千百年的老柏树突然死去，无异于大自然发出的警告；地震发生之后，来自神山的泉水断流……神谕无一不指向云中村的最终消亡。区别于以往歌颂式或苦难式的灾难文学叙事，阿来选择了带有神话色彩的叙事方式，这也使《云中记》呈现出一种新鲜而强劲的气质。

　　在现代科学的烛照下，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与神灵的崇拜，也由此失却了敬畏之心。然而，现代性与反抗现代性是一段共生的历史，祛魅与返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两种不同向度。《云中记》正是一次返魅的书写。阿来将大自然作为独立的叙述对象，在《云中记》里，大自然有自足的精神与灵魂，它从背景走向台前，成为具有独立品格的、极具神性色彩的个体元素。

　　地震发生的瞬间，“潜伏的巨兽咬断了岩层的牙齿，剧痛产生力量，闪电一般窜过层层叠叠的岩层，在云中村东边几十公里，窜出了地表。一股洪流把破碎的岩石，入睡时间各不相同的岩石喷出了地表。”阿来以“巨兽”书写地震，他的笔下，万物有灵。于是，云中村成为自然神性的现代遗留，老柏树、神山、泉水、鸢尾花、云雀、鹿、马……它们共同构成了别具山野风趣与神秘之美的云中村，一个巨大的隐喻场，一个丰富的意象世界。在失序甚至无序的特殊环境下，阿来还原了自然的原始性，并赋予它们主体性的言说。

　　生活在云中村的人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老文明的守护者。他们有神秘的族源神话，崇敬神山与神树，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自足的生存方式，世代因循着古老戒律与法则。对于现代都市而言，云中村似是桃花源。但是，地震使得云中村人的生活链条出现前所未有的断裂，他们被迫迁离故土，去移民村适应新的生存法则。

　　与云中村一同失落的，是云中村人古老的神话、千百年的信仰和业已形成的族群特质。在移民村，他们不再祭祀山神，不再供奉祖师像，女人用的自制动物油脂换成了超市里香气袭人的头油，孩子们也开口说新地方的话语，在那里，云中村人重新建立了生活秩序——那是属于城市人的生存方式，是被规训过的现代法则。由此，阿来的《云中记》呈现出另一重断裂，即现代化进程中，命运之嬗变。

　　不难发现，在地震发生之前，现代化已经悄然侵袭了云中村：全村通电，家家户户有了信号与电视；人们开始用机器耕地打麦，在高速运转的机器声里，人们再也不能悠悠地歌唱；传承百年的家族徽章被遗忘，人们甚至忘记了它们的来历；古老的语言不能表达如今的思想，新字新词渗入了云中村人的话语。但是，现代性的建立本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灾难的降临却使得云中村与其自身的传统陡然断裂，于是，神性被科学消解，原初信仰被现代话语彻底解构。地震带来的断裂，不仅是神山上日益扩大的裂口，更是云中村乃至现代社会里，神性的荒芜和传统的断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云中记》已不仅仅是地震死难者的安魂曲，更是阿来为古老文明书写的挽歌。

　　在中国当代文学里，自然灾难文学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对于写作者而言，如何面对重大社会题材、如何书写具有共性的创伤记忆、如何呈现广阔的现实图景与时代面相，是自然灾难文学写作时必然面临的挑战。阿来是极克制的，他所呈现的不是纪实性的事件和符号化的创伤，他以鲜为人知的特殊族群为写作对象，以原始而神秘的意象群唤回人们对大自然的谦逊与敬畏，更以云中村的消亡窥视现代化的结果。《云中记》是有为的文学，它以多重的悲剧感抵抗人们对灾难的遗忘，更呈现出痛定之后，文学对于人心的抚慰与救赎。（李婧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