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学的思想力度呈现在舞台上
——《尘埃落定》从小说到歌剧
作者：周枫（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问世以来广受好评。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对这部作品的热情不减，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都以它为蓝本不断再创造。重庆歌剧院即以此创排了歌剧《尘埃落定》。
小说《尘埃落定》以20世纪50年代土司统治下的藏人生活为素材，透过“傻子”二少爷的视角和大量内心独白，细腻刻画了土司辖域内那片神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描述了这片土地悄然发生的种种变化。在“傻子”非常人的叙述中，梦境和现实相互缠绕，荒诞中映射了腐朽时代人们心灵的挣扎和无助。作家大段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直接和读者对话，用魔幻般的语言隐喻着某种力量的到来，整部小说充满哲思。
小说擅长叙事，在空间转化和时间跨度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小说又以刻画复杂而多面的人物内心为专长，通过对日常衣食住行的细致描写去反映真实的生活情境和复杂的人物关系。而歌剧是强调戏剧性和抒情性的艺术形式，它的故事推进比实际生活更加激烈、更加紧凑。由小说改编的歌剧作品，剧本需要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进行高度概括和凝练，必要时通过虚构情节来加强戏剧冲突、突出主题。以歌剧的形式，对《尘埃落定》这部魔幻现实主义力作进行创编，难度不可谓不大。编剧冯柏铭和冯必烈父子创作经验丰富，善于巧妙安排剧情。剧情高度凝练了原著的叙事脉络，在时间顺序和大的事件上与原著保持一致，使观众能够快速理解剧情。同时高度概括了人物性格特征，剧本人物不单符合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而且使主要人物的性格典型化，更多地从社会视角去塑造人物，为歌剧抒情拓宽了空间，使形象更具感召力。与小说相比，歌剧中二少爷的形象更加清晰、鲜活，也更符合戏剧人物的特征。原著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土司之间的争斗、土司的刑法，歌剧略去了庞杂的事件细节，紧扣戏剧主题，将“复仇”情绪贯穿全剧，成为剧情隐藏的一条主线，以激烈的冲突震撼人心。小说《尘埃落定》大量叙述了关于麦其土司时代的宏大生活场景，故事完整、情节复杂、人物多彩，通过语言文字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和深邃的思考。而歌剧则是一切为表演服务的艺术，剧本的成功是在尊重、理解原著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时空集中、人物集中、主题集中，从而为演员提供充足的表现余地。而一部歌剧真正的成功必然要落实到舞台形象的塑造上，真正用审美的方式直接打动观众，用戏剧性的冲突去发人深思。
小说是文字的艺术，而歌剧则是音乐的艺术。如何给文字插上音乐的翅膀，扩充小说文本的表现空间，是歌剧《尘埃落定》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部歌剧对藏族音调及节奏的熟练运用，对歌剧音乐质地的精准把控，尤其是对新时代民族歌剧气质的恰当定位，无不反映出作曲家的长期积淀和深厚功力，令人折服。在乐队的铺陈烘托下大段优美的咏叹调、各种组合的合唱与人物性格、情绪、剧情融为一体，抒情中充满了戏剧性，西洋歌剧创作方法之中却渗透着亲切的中国情怀，音乐的结构既能与剧情发展相呼应，又能体现自身的美学原则。最后一幕再现了第一幕《情歌》的音乐主题，火红的罂粟花变成了色彩缤纷的格桑花，音乐不断升华，气势宏大，让人深受感动。演员在歌剧表演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特邀领衔主演王宏伟鲜活塑造了二少爷的形象。从十六七岁无忧无虑的“傻二少爷”，转换到内心痛苦却善良真挚的“真二少爷”是需要功力的。从喊出“我要当土司”的傻天真，经过不断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再到宣布奴隶们“自由了”时的深入人心，如稍有分寸上的不当，都会让观众为“傻子”的行为啼笑皆非。作为国内重要的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出色完成了剧中多个咏叹调的演唱，第二幕中的《问》，“问天问地问神灵，问山问水问大海”，唱段的音域跨度超过了两个半八度，舞台的调度又非常大，来回跑动加上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强烈地表达了二少爷对卓玛的真情。这段唱对演员各方面都是个严峻的考验。第三幕中的《一条河》深情表达了对卓玛的思念。“弯弯的一条河，从我身边流过……从此心如雪峰，再也燃不起爱火……”婉转的唱腔、轻重缓急的演绎直至今日仍徜徉在我心中。第四幕《官寨黄昏》，是整部歌剧进入最激烈的部分，戏剧性的唱段让人惊艳，在戏剧风格和音准的把握上堪称完美。
不过，歌剧是用来听，用来看的，更是用来引人沉思的。正因为小说文本自身蕴含着巨大的思想力度和价值追求，才使得脱胎于小说的歌剧拥有强大的精神气场。在我看来，小说《尘埃落定》暗含着对物欲横流时人类精神沦丧的严峻批判。“傻子”二少爷醒来时总要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想这也是作家阿来发自内心的追问，也值得现代人时时进行自我追问。阿来在小说的最后写道：“上天啊，如果灵魂真有轮回，叫我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这意味着人们期待某种力量的到来，这种力量其实就是对真情的渴望、对自然的向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唤。歌剧《尘埃落定》承继了小说的深沉思考，将文学的思想力度艺术化地呈现在舞台上。新中国的诞生和藏区的解放，才使世代被奴役的藏民获得自由和新生，正是群众的力量推动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历史已经证明，先进终将代替落后，文明终将代替愚昧。这样的主旨揭示，让这部歌剧有别于其他歌剧作品，充溢着文化的厚度、精神的力量和思想的光芒。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0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