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有回音，64岁的林汉京就像是一本会发声的“历史教科书”。

　　七年来，他行走在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参与志愿讲解服务1516小时，为参观者们讲解那段苦难而辉煌的岁月。

　　讲故事的人

　　4月5日，清明节。

　　上午10点，一场气势恢宏的“缅怀抗战英烈　祝福伟大祖国”抗战主题音乐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序厅中奏响。《永远的卢沟桥》《到敌人后方去》等一首首不朽作品，仿佛带着大家回到了抗战时期。

　　林汉京是团队的小号手，也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自2014年清明开始，他承担起联络演出团队的任务。从此，重要纪念日里，抗战馆的序厅总会响起群众演奏的抗战历史音乐。

　　林汉京是个“老军工”。他曾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技术研究所工作，后又调到化工部门从事国防化工科研管理，临近退休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军工史》的编纂。他的家中有前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有的受抗战先辈鼓舞踏上解放祖国和抗美援朝的征程。

　　那些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岁月就像印烙在身体上的一块疤痕，愈久远愈清晰。

　　花甲之年的林汉京算得上是性情中人。

　　来到抗战馆后，他一直坚持去讲“有灵魂的”抗战故事，以期引领大家思考。

　　“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什么是在卢沟桥开战？大家看一下我们面前的这张图就知道了。首先，卢沟桥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林汉京洪亮的嗓音在馆里回荡。

　　通常情况下，他会根据参观者的年龄、职业等不同因素解构自己的讲解内容，每个展厅都有被他划过重点的“必讲题”。

　　“七七事变”正是其中之一。

　　“大家想想，为什么一下子就能爆发卢沟桥事件呢？”林汉京拿着讲解杆围绕图中的北京城画了一个圆圈：“1937年，北京城的东、北两侧已被日军围堵，卢沟桥和京汉铁路桥成为29军唯一的出京交通要道。”讲解杆在北京城南的方向落下，“大家往这看，距宛平城城南四公里，驻扎的这支日军联队，自1900年到达北京。1935年更是在丰台大肆扩建兵营，增加驻军。如此算来在30多年前日本就早早瞄准了平津地区的这个战略要道。”一堂现场版的“编外教材”历史课就这样开始了。

　　林汉京熟悉馆内展出所有主要内容。川军战士王建堂出川抗战前，父亲赠他的“死字旗”上面的文字，他倒背如流。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自己的孩子要上战场了，父亲是在激励他的孩子在前线奋勇杀敌、视死如归。”如果你这时恰巧是林汉京的团员，你一定会听到他的提问，“有哪位老师是四川老乡？您知不知道抗战时期，有多少四川的父老乡亲出川抗战？”无论有没有人同他互动，他都会用如同叫醒灵魂般的底气讲述这样一串数字，“在战火还没有烧到那里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在四川，350万川军儿女出川抗战，占全国各省之首；在湖南，有250万同胞出战，7个湖南男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抗战军人……”

　　“死字旗”前，是林汉京演绎“家国情怀”最好的讲台。从历史人物岳飞，到如今和平年代仍为国家奉献生命的战士，都成为他讲义中鲜活的证明。

　　林汉京还喜欢讲关于空军的抗战历史。

　　在为青年人讲解时还会提问，“11月11日是什么日子？”下面马上就会有人发笑，“光棍儿节！”“剁手节！”。

　　“错了！还有一个节日，大家一定要记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节！”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引导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关注国防建设，是林汉京的目的。

　　“我们的身体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阵地同归于尽。”那些为国捐躯的空军战士被刻画在了展板上，林汉京能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讲给参观者听。“打到最后我们的飞行员几乎都拼光了，我们的飞机也损失殆尽，日军的飞机在中国的天空肆无忌惮，光一个重庆就遭受5年之久的大轰炸，人民惨遭涂炭！”讲述这些，他是希望大家能从中感受到，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　

　　比生命更重要的

　　2012年，林汉京开始到抗战馆为观众进行义务讲解。这个缘分，还要从他在2003年结识的一位传奇老人讲起。

　　这位老人名叫耿谆，是日本“花冈暴动”中的中国劳工大队长。

　　1944年5月，耿谆在作战中不幸受伤被俘。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他同985名劳工兄弟一起开始了痛苦的炼狱生涯。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劳工举行了震撼日本的“花冈暴动”。

　　最终暴动失败，115名劳工惨死在这里，耿谆自杀未死被敌人抓住。为使其他劳工免遭迫害，他把策划、领导暴动的责任独揽于身，遭受拷打，被判死刑。幸而此时日本战败，花冈劳工被盟军解救，耿谆逃过一劫。

　　花冈暴动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写下中国战俘劳工不屈抗争的壮丽篇章。而这一惨案成为日本迫害战俘劳工的典型案例，迫害劳工的日本监工被确定为“C级战犯”，由盟军横滨军事法庭审判。1995年6月28日，耿谆为首席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再一次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

　　让林汉京为之钦佩的是，耿谆坚决拒绝与加害劳工的日本企业鹿岛公司“和解”，因为鹿岛不向中国劳工谢罪，并在《和解条款》中继续设置让中国劳工屈辱的条件。为此，耿谆甘愿独自抗争到底，“我是劳工的首席原告，只要我不同意和解，鹿岛不认罪、不道歉的目的就不能得逞。”

　　林汉京被耿谆身上英雄气节和人性光环所感动，两人保持了十年之久亦师亦友的关系。

　　2012年8月27日，英雄耿谆走完他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享年99岁。

　　也是那一年，林汉京正式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志愿讲解员。七年来，他像是一个传承的符号，守护时间长河中的历史荣光。

　　现在，每到林汉京讲述，展示“花冈暴动”的展厅内的观众总是围了一层又一层。“我依稀记得老人说过，‘我们是扛枪杆儿打鬼子的军人，不论何时军人以爱国为天职’。我也要跟大家说，爱国不光是军人的天职，应该是每个中国同胞的天职！”林汉京一遍又一遍地为大家述说着老人的故事和精神。

　　“崇尚英雄”时代的呼唤

　　深受革命传统教育影响，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黄继光是林汉京这一代人非常崇拜的英雄。

　　林汉京发现，曾有一段时间，英雄和烈士的话题“变淡”了，甚至还出现了诋毁英烈和“精日现象”，这让他很是痛心和费解。在林汉京看来，不良信息对孩子们影响深刻，必须重视红色基因传承。“只有了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实属容易，才能让我们的新生代真正地尊崇英烈。”

　　“很多人对红色教育有误解，认为形式太枯燥，孩子会反感，其实不然。要是能够把这些内容转化成孩子们喜欢的东西，他们会很快理解接受，并不会排斥。”由于一生的军工情节，林汉京在这方面有一些“独家秘诀”。

　　林汉京发现男孩子们对飞机、大炮、枪械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每每会在缴获枪械的展台前停留下来。每当这时，林汉京就会给孩子们讲一讲三八式步枪、九二式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掷弹筒等这些抗战时期的经典步兵武器，并从中引出我党、我军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的兵工事业。

　　2014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每年的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决定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

　　林汉京说，“国家这几项重大举措，对引导了全社会关注历史，关注红色基因传承，意义重大。”

　　为什么会选择将晚年生活奉献给抗战纪念馆？林汉京想，也许是因为一份重重的嘱托。

　　曾经，他接待了一批远征军老兵和他们的家属，并着重为老人们讲述了中国远征军出国赴缅作战的故事。在讲解的最后，几位老兵从坐着的轮椅上站起来，向戴安澜将军（戴安澜将军是远征军中牺牲的最高将领。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遗像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然后，转身又向林汉京敬军礼。

　　从那一刻起，林汉京便深知，接受老兵的敬礼和接受耿谆的教诲一样，在抗战馆进行讲解服务就是在实现他们生命的嘱托。（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尚君　实习记者　刘逸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