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大量不同材质的古代手写文本陆续出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社会和文学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古代手写文本自身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学者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手写文本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和传世的印刷文本进行比较。如果用印刷文本时代的背景知识来衡量手写文本，会发现手写文本与印刷文本相比，不仅相同内容的文本文字和内容出入很大，手写文本的组织结构和样态也与印刷文本存在很大差异。就敦煌写本来说，不但有大量不见于印刷文本的俗体字和异体字，其文本之内容、结构，也有很多与印刷文本的“书”的样态很不一样。随着这些疑惑的增多，以及对这些疑惑的解释和处理，学术界对写本特点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

　　而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虽然写本从来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在印本已成为人们阅读的主体和主流以后，人们对文本的知识都深深地打上了印本的烙印。带着这样的知识烙印来阅读和硏究古代写本，就容易出现认识的误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关注写本特点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写本学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古代写本学是研究历代手写文本的学问，其研究对象包括自先秦至明清的手写文本，即先秦至汉晋的简牍、绢帛写本，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黑水城写本、宋代的徐谓礼文书和宋元以来的契约文书、明清档案，以及其他古代写本。

　　中国古代写本的质料主要是简牍、绢帛和纸。自春秋战国至东汉，是简牍、绢帛写本流行的时期，可以算作写本阶段的第一个时期；自东汉至宋为纸本写本时期，这是写本阶段的第二个时期，也是其全盛期；第三个时期是宋至清，这一时期印本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写本仍然存在，可以称为印本阶段的写本，或写本后阶段的写本。

　　中国古代写本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对写本学理论的探讨，涉及写本学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关于写本的种类、来源、数量等问题的综合探讨；关于书写材料的探讨，如简、牍及纸的制作、材料的来源和加工过程等；对书写工具和材料的探讨，包括对毛笔、硬笔和墨的探讨；对写本抄写者和写本来源的探讨，即写本为何人所抄、抄于何地，使用或发出者属于何地、何人或何机构等；对写本形态的考察，包括写本的物质形态和装帧形态；对写本文本形态及抄写格式、抄写体例与各种标识符号、字体及其演变、俗语词、俗字、异文、印记、签押、款缝、题记的研究；对写本的二次加工及多次加工情况的研究；对写本内容的校勘以及名称、年代和性质的考证；关于写本正背关系研究；关于写本的断裂与缀合的研究；关于写本的辨伪方法的探索等等。

　　写本学关注的是写本的特点。总体说来，写本学主要关注的是写本的材料、书写工具、书写者，以及写本的形态和文本内容方面具有的一般性问题和方法问题，其关注重点不在某件具体写本，而是众多写本存在的一般问题和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

　　印本和写本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即一为印刷，一为手写。就功用而言，写本或手稿主要有两方面用途，一是满足个体需求，一是满足社会需求。就满足社会需求而言，印本明显优于写本。满足批量需求的写本虽然内容是相同的，但写本的制作过程是个体的，出错的概率远高于印本。即使同一个人重抄相同的文本，也很难保证不出差错。所以，唐代官府和寺院都有专门的抄书手和校对人员，重要的文本都要经过反复校对。印本就不同了，只要仔细校对了底版，就可保证不出错误，可以完全避免写本因制作过程的个体性造成的阅读障碍。由此看来，社会需求特别是大批量需求应是印本流行的主要动因。

　　印本流行以后，写本的社会（批量）需求的功能被印本取代，后者逐渐成为阅读物的主体（传播知识的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写本的逐渐边缘化，古代写本和印本的差异也不再为世人所知。因此，写本学的任务就是把写本的特点揭示出来，为人们准确地理解古代写本，正确地利用古代写本提供方便。

　　中国古代写本学对古代文学写本整理与研究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很多方面，以下仅以敦煌写本为例略作说明。

　　古代文学写本与传世印本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写本保存了大量当时流行的俗体字和异体字。由于这些俗体字和异体字流行于数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前，已久不见于传世的印刷文本，所以学界最初面对这些俗异字体，可以说茫然不知所措，以致早期的敦煌文学写本释文，如《敦煌变文集》等，在文字辨认方面出现了很多错误。一百多年来，敦煌写本学取得最大成就的领域就是对敦煌俗字的整理和研究。早年给前辈学者造成困扰的绝大部分俗体字和异体字，现在多数都得到了正确的释读。如敦煌写本斯4398《降魔变文》中有“舍利弗者，是我和尚甥”。这个“”字，在《伍子胥变文》中也曾出现。早年罗振玉认为“”是“甥”之别体字，现在我们可以依据《龙龛手鉴新编》等记录写本时代俗字的工具书，轻松地将其确定为“外”之俗体字，系涉下文“甥”而成之类化俗字。又如斯328《伍子胥变文》中之“乘肥却返，行至小江”。“肥”原作“”，《敦煌变文集》将“”校改作“肥”，现在我们依据记录写本时代俗字的《干禄字书》等工具书，可知“”即“肥”之俗字，不是错字，可以直接将“”释作“肥”。类似例证甚多，不胜枚举。总之，敦煌俗字研究的进展，极大地推进了敦煌文学写本的整理工作，使敦煌文学写本的释文更加接近原貌。

　　敦煌写本学对正确认识敦煌文学写本的保存样态也有助益。仅以对敦煌诗歌写本的整理和研究而论，早年的学者均以刻本时代的诗集观念看待和处理这类文学作品，在方法上试图以刻本时代的“总集”“别集”观念比附和整合敦煌诗歌写本。这样一种认识和处理方法，在实践中一方面出现了将一些完整的诗歌写本肢解或切割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有意无意地将大量无法与“总集”“别集”比附的诗歌写本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2000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出版，明确指出“敦煌诗歌是典型的写本时代的产物”，并提出在叙录和校录时保持敦煌诗歌写本的原有形态。采用这样的方法，不仅使学界对写本时代诗歌流行的实际情况有了更真切的认识，也将敦煌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0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