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书者说】
作者：汤仁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者按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纪念梁启超逝世90周年，《梁启超全集》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集》是迄今为止梁氏论著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梁启超中举前至去世，即1889年以前至1929年所见的梁启超全部著述，分为论著、演说、诗文、译文、函电五大类，共20辑，每类以时间排序，另附全集篇目索引及相关资料。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重点项目，《全集》出版历时几十载。主编汤志钧、汤仁泽父子呕心沥血，为学界奉献了一部迄今为止最为详实、完备、可信的梁氏文集。
今日，我们约请全集主编之一汤仁泽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撰写文章，介绍《全集》的出版始末与文化价值。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梁启超集》的相关整理编辑工作就受到国家有关部门重视。最早在商讨出版事宜时，梁思成先生也曾参与过。后因“文革”等原因，计划被搁置。到了1982年4月，中华书局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把《梁启超集》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当年8月23日，中华书局邀请我父亲汤志钧和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整理编辑《梁启超集》事宜进行座谈，并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整理，由我父亲担任主编。
这一本原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项目，最终未能实现。2003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并作了大量的筹备工作，然而还是搁浅。最终由清史纂修工程将其列项，列入文献丛刊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2014年下半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梁启超全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取得成功，时年我父亲已90岁了。
经历了30多年的漫长岁月，《梁启超全集》终于出齐。其中包含着编集者的艰辛，也包含着各方的努力与支持。30多年来，父亲与我伏案书海、夜以继日，资料堆满了屋子。在整理、校勘和出版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但我们都一一克服。有评论曰：本书“不仅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最全面的梁启超著作集，在内容结构和点校质量上，也堪称迄今梁任公文集中最佳版本”。当初在开始这项浩大的工程前，我们定的编纂目标是：要整理、编纂出一部翔实全面、校订精确的《梁启超全集》。我想，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戴逸先生在致我父亲的一封信中，曾不无感慨：梁任公一代伟人，著作等身，泽被全国。逝世九十年，迄无《全集》问世。每念及此，辄以为憾。幸吾公寝渍于斯，致力多年，积稿盈笥，真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感。
然而，梁启超著述如百科全书，不计其数，要搜辑齐全、体例完善、点校精确，难度很大。
父亲研究戊戌变法多年，不间断地收集、整理近代文献资料，对梁氏的佚文散札积累丰厚，特别是档案抄件、佚诗佚文及他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还利用赴台湾、香港、澳门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讲学交流的机会，在各大图书馆检索书藏，搜集散落在港台澳及国外的部分诗词、文稿、信札等资料。
《全集》中，《〈乘桴新获〉中的梁启超佚札辑存》是父亲于上世纪80年代初访日期间搜集整理的梁启超佚文散札，有些藏件未曾露布，十分珍贵。《致伊藤博文、林权助书》《致大隈重信书》《与志贺重昂笔谈记录》《致山本梅崖书》以及《致犬养毅书》中的一部分，是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写的，对“保皇派”的“勤王”活动有参考价值。《湖南时务学堂答问》《湖南时务学堂札记》选自《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是学生的读书心得和先生（教习）的批语，由于论述用词“激进”，遭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学堂被迫停办。后经戊戌政变能存于世，实属不易，梁启超50岁生日时，熊希龄将此《遗编》“为先生寿”。梁启超在序言中说：“迄今将三十年，诸劄册散佚殆尽，秉三顾拳拳守此卷，几于秦燔后壁中《尚书》矣。……呜呼！此固吾国教育界一有价值之史料。”《梁启超年谱长编》等摘录有限，我们则收录齐全。
《全集》所收或录自手稿，或录自梁启超手订、手校的较早出版物，或录自最早刊载其著作的书籍报刊，特别是近年来陆续发现的梁氏佚文、信件等，如“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等，为此前的梁氏各版本文集中从所未见，呈现了梁启超著述的原貌。这些新发现为全集增添了新内容，也为学界和读者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板凳甘坐十年冷”
我于1983年开始参与《梁启超全集》的编纂，我的参与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有两点：首先，作为儿子，父亲需要你干什么，只要力所能及，没有推脱的理由；其次，我本科毕业于历史系，专业对口，学有所用。偶然性也有两点：其一，自1983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我进入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任教，时间正好在父亲接手《梁启超全集》搜集整理工作后不久。其二，我1996年结束了日本的留学生涯回国，成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一员，得知父亲仍在搜集整理梁氏佚文、信函等，并发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完成了大量的编辑点校工作，但参加编集的同志，或退休、或转行、或出国，身边正缺帮手。所谓“上阵父子兵”，我有义务协助父亲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一开始父亲并不看好我的标校能力，我则认为：大学毕业连个标点都不会？父亲告诫我：《饮冰室合集》无标点，还有大量的人名和书名，大量的引文和典故，不注意就会出错误。直到实践，我才知道其中的学问有多大。
全集，搜集只是前期工作，后期的校对尤其重要。我们拟定的《编辑原则》中有一条：本全集收录资料，除手稿外，如系发表在当时报刊的，录自报刊。例如《时务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等。如有多处刊载的，则经互校后选择较好的作为底本，有错字、漏字，则订补之，参校本的异文及校记，注于页末。如已编印成书，则录自较早的版本。这样编纂的目的，为的是更真实更准确地反映著述的原貌，纠正错误，同时为读者提供方便。因为找寻杂志类较容易，但手稿、信函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的收藏件，就很难看到了。
记得2012年10月，父亲与我来到北京参加“南长街54号档案”展览，还开了一个研讨会，拟定了编校方针。回到上海两个月后，我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吕鹏军编辑寄来的第一批校样，是《全集》的第二集、第三集和第十一集。自那以后，我们便共同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校订生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快递往返校样，通过电话、短信、微信校对，有时为一字一句，争论不息。六年间，杨宗元、李红、王琬莹、吕鹏军、吴冰华、符爱霞、罗晶、胡明峰、李文、王磊、许微微、王鑫、曹磊、丁桃荣等编辑耐心细致地编校，我们共同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接受这项任务时，我是满头黑发的青年。而今回首，我已垂垂老矣。然而“板凳甘坐十年冷”，为了这一项巨大的工程，我辛劳其中，也欢乐其中。
“报答平生未展眉”
梁启超生于清末，活跃于民国初期。他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力主维新变法。创办《时务报》，宣传“新民”。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辞抨击。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一生可谓风云际会。
现在我们出版《梁启超全集》，纪念梁启超，为的是进一步研究梁启超及中国近代史。进一步了解梁启超及近代社会，对传承、保护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梁启超的家国情怀，他对祖国的挚爱和救国的使命感，我在澎湃新闻记者访谈录《汤仁泽：父亲汤志钧和我用了36年编纂〈梁启超全集〉》中有所论述，现在说说梁启超怎样注重人格的培养。
梁启超著书立说、执教育人，目的是教人学做人。在《读书法讲义》中说：“二十四史，列传占了十之七八，以现代历史观念而论，可以说内中所记载，有一大半不应入历史范围。但中国无论何种著述，总以教人学做人为第一目的。各史列传，大半为这个目的而存在，与其认为社会史迹的资料，不如认为个人修养的资料。”又说：“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读这类书专以自己直接得着益处为主，把自己这个人训练好了，才配说有益于社会。”
梁启超重视求知和修养，说“人一日不二食则饥饿，岂惟口腹有饥饿，智识亦有饥饿，道德亦有饥饿。一日废学问，则智识之饥饿立见矣；一日废修养，而道德之饥饿立见矣。”
梁启超教育子女也是如此。在家书中，梁启超说：“爹爹虽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力磨练出来。”梁启超养育了九个子女，人人成才，又各有所长，被誉为：“一门三院士，满庭皆俊秀”。
梁启超的著述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地方。例如梁启超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在评论《禹贡》的价值时说：“这本书则不独为我国地理学开山之祖，且使人知我族所栖之国土如此其弘大而优美，则感怀天赐，不敢自暴弃也。又知夫山脉水络，互相联属，知国土之不可分，而统一观念油然生也。 此《禹贡》之书所以可尊也。”在总结乾嘉学派的得失时说：“他们（指清代学者）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别的方面，成就或者可以很大，仅用之几部古经，已觉十分可惜。即以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痛，结果还是供极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岂非愈尊经而经愈遭殃吗？”他还说：“以清一代唯一史家章实斋，生乾隆极盛时代，而其学竟不能为斯学界衣被以别开生面，致有清一代史学仅以摭拾丛残自足，谁之罪也？”一针见血的批判，实在寓意深刻，发人深省。
梁启超并非孔子，也非有弟子三千，但他“文名满天下”，他的文章“大都夕杀汗青，朝被铅椠”，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梁启超曾告诫青年学子说：“青年诸君啊！须知学问的殖民地丰富得很，到处可以容你做哥伦布，只看你有无志气有无耐性罢了。”
父亲在《梁启超全集》序言三中，想起母亲的离世伤感难忍，曾以“唯有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诗句来怀念母亲对他编校工作的支持。我想，“报答平生未展眉”同样适用于梁启超的研究工作。虽然自己已不再年轻，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如今，我仍在继续搜集和整理梁启超的文稿、诗词、信札等，因为还有更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等待着自己。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30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