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黄大年》这部电影，心里激荡着丰富情感，脑海里回想着很多句名言，比如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话“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以及中国人常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大年的形象让人联想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归国的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黄大年也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片中，吉林大学校长对黄大年阐释他何以成为第一个东北“千人计划”引进人才的理由时如是说：“你的归国能使外国舰队在中国的海岸线后撤一百多海里”。可见，黄大年的学术成就获得了从上到下的一致认可，这恰好呼应了当年美国军方对钱学森的评价——走到哪里都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黄大年与钱学森、邓稼先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具有国际性和国际视野，都是深度“融入世界”的尖端人才，所以从他们口中说出“人类命运”话题，丝毫没有虚假的成分，理直气壮。钱学森、邓稼先的义无反顾连接起了今天黄大年的义无反顾，这样的呼应，既有新时代的新气息，也有一股很强烈的历史感。

　　黄大年海外游学、任教、搞科研多年，他身上的“世界性”已浸入骨髓，这些内容在影片中表现为其流利的英语交流、优雅的绅士做派、娴熟的大提琴技能以及默默支持街边的流浪歌手等细节之处。然而，他又是“最中国的”：比如影片开头搜索亚瑟号，体现的是刚正不阿和诚实守信；多次怀念挚友刘文胜、感恩改革开放，体现的是仗义疏财与知恩图报；遭受误会时体现的是温和儒雅。这些特质汇集在一起，塑造出黄大年忠信孝悌的典范形象。“中国内核”与“世界性”看似矛盾，其实有内在深刻的必然联系，当我们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必然地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一方面弘扬传统文化。因此，兼具“中国内核”与“世界性”的黄大年在离开西方科研团队的伙伴时，回身对送出大楼的“世界人民代表”儒雅温和地绽放微笑，在此刻东西之间的沟壑被填平，壁垒被拆除，中国和西方现代化强国之间不是对立关系，甚至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彼此充满敬意与温情的合作关系。

　　作为一位80后编剧，《黄大年》编剧成孝湜充满了创新的热情。比如对正面和负面的处理，成孝湜认为，“我们写善的时候，从善良中看到危机感；写恶的时候，我们需要以悲悯的情怀去反思这种邪恶的根源”。影片中，黄大年初回国内，面对本土部分学者效率低下、利益心和得失心重、小团体派系意识普遍、团队协作能力缺乏、人际关系微妙等状况，一度心灰意冷。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令人感慨，影片涉及的学术问题不可谓不真实。面对现实，黄大年重振旗鼓，坦露心迹，以身作则，以“倒下了就地掩埋”的先锋姿态逐渐改善了科研生态，创造出一项项重大成果，也表现了学术界乃至中国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意志。

　　就在《黄大年》上映前不久，文坛名宿金庸先生辞世。金庸以浩繁卷帙告诉每个人，“武侠”的精神不在于“武”而在于“侠”，“侠”就是牺牲个体利益，去帮助他人，主持正义，正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如此说来，《黄大年》的内蕴正应了这个“侠”字。很负责任地说，大家可以将这部作品当成一部改变千万人命运、带领人类向前的英雄电影，也可以当成一部浓缩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题材电影，更可以当成一部传达知识分子精神的传记电影，因为这是一部有灵魂的作品。（作者：艾翔，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